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一个双路径模型的检验开题报告

 2020-02-10 11:02

1. 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

1目的及意义

    1. 研究背景

      就业是国家政治和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指标,乃民生之本,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而大学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也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麦 可思研究院,2015 ) 。 中国教育部(2016) 调查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持续增长,2016达到历史新高,毕业大学生达765万,勘称“史上更难就业季”。大学生成功就业有助于其健康发展,更有助于社会和谐安定(张云龙,叶宝娟,罗照盛,孙超,刘栋,2015)。就业能力作为直接影响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Lau,Hsu,Acosta,& Hsu,2014 ; 于海波,郑晓明,许春燕,晏常丽,2014) ,国内外实证研究均表明,就业能力会促进大学生成功就业( Cui,2015; Lau et al. ,2014 ; 陈勇,2012 ) ,因此,有必要对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开发,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从人社部统计的毕业生数据,去年有795万的大学生毕业,再加上中职毕业生和16年尚未就业的学生人数,去年待就业的加在一起约有惊人的1500万人,然后据教育部公布的情况,2018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达到820万。而2017年16-59岁劳动人口在9亿以上,预计到2035年都会保持在8亿人之间。所以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因此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已有研究表明,赋有职业使命感的大学生会对其就业能力产生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大学毕业生如果职业使命感越强,则其就业能力越强;职业使命感较弱,则其就业能力可能较弱(Praskova,Creed,& Hood,2015; Zhang,

      Hirschi,Herrman,Wei,& Zhang,2015)。而国内对于大学生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将从职业成功观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1.2 研究意义

      本文致力于研究职业成功观对我国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和其内在机制,对提高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提供了理论意义;以及通过对大学生职业成功观得教育与培养,来促进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养成,最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供了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从所产生的影响的大小到影响的方面进行研究,证明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重要意义,从而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2)实践意义

      通过本文的研究,确定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各高校是否应该开设大学生职业成功观相关课程提供参考,从而提高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职业使命感研究概述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主要从三种角度来定义使命感。

      第一种角度是古典主义的观点,它沿袭了基督教的宗教色彩,强调了个人责任和天生导向力,认为动机来源于上天或天赋。例如,Colozzi(2000)认为,职业使命感可能带给个体微不足道的经济利益,但却能使内心充盈,社会美好。随着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得到重视,同时封建神学在社会中影响减弱,人们对使命感的定义更加侧重于工作对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个人对工作的自主选择权。

      第二种角度的使命感被称作现代观点,此观点强调在的是工作带给个人的意义和自我实现,并能以工作为乐趣。代表性的学者有 Dobrow 和Tosti-Kharas(2011),他们将职业使命感界定为“个人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充满价值的激情”。Hall 等(2005)认为职业使命感是“一种驱动为自己生命意义而工作的感知,职业使命感越强,越能体会到职业主观成功”。第二种角度虽在第一种角度的基础上解释了使命感个人意义,但还欠缺使命的社会作用。

      第三种观点被称作新古典主义观点,弥补了第二种观点的缺陷。它强调了使命感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双赢,聚焦个人内部潜能的同时也聚焦了外部环境。代表性的学者有 Dik 和 Duffy(2009)将职业使命感界定为一种源于自身,超越自我的召唤,不仅能在此过程中获得价值感,并且能对社会和他人带来积极意义。我国学者张春雨将职业使命定义为是源于自我之上,把人生意义和他人社会利益联结起来的超然召唤,并以利他价值观和目标作为自己的首要动机。

      (1) 使命感的测量

      关于使命感的测量,目前学者发展出了众多测量工具。就申请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至少7种测量使命感的工具。关于这些工具的测量维度以及已经被应用的群体,如表1所示。

表1 各测量工具所测量的使命感维度以及已被运用到的群体

工具名称

使命感的维度

已被运用的人群

Calling Orientation Scale

(COS)

生命意义、社会贡献

工作群体

Brief Calling Scale

(BCS)

大学生、工作群体

Neoclassical Calling Scale

(NCS)

天生注定、激情

工作群体

12-Calling Scale

(12-CS)

生命意义、激情

大学生,工作群体

Calling and Vocation Questionnaire

(CVQ)

外部召唤、生命意义、社会贡献

大学生,工作群体

Multidimensional Calling Measure

(MCM)

完美匹配、天生注定、社会贡献

工作群体

Career Calling Scale

(CCS)

社会贡献、生命意义

成年早期

(2)使命感对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效果

职业使命感表现为对某个职业较强烈的和有意义的热情(Ko & Kang,2015;沈雪萍,胡湜,2015 )高职业使命感的个体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为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在工作中体验到内在的乐趣和自我实现( Neubert & Halbesleben,2015;Yoo,Park,& Woo,2015 ) 。已有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会对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产生促进作用,换句话说,职业使命感越强的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会越强,而职业使命感较弱的大学生可就业能力则会更弱( Praskova,Creed,& Hood,2015; Zhang,Hirschi,Herrmann,Wei,& Zhang,2015 ) 。 尽管当前研究对职业使命感与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二者关系进行了较多考察,然而较少研究探析职业使命感是如何影响可就业能力的,而中介效应可以较好回答职业使命感是如何对大学生可就业能力发挥作用的这一问(温忠麟,叶宝娟,2014),因此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探讨。在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求职清晰度是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Sterner(2012) 以及我国学者张春雨( 2015)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职业使命感与个人职业清晰的关系,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个人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需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根基,这一根基也往往体现为一种确定性( Sterner,2012; 张春雨,2015) 。职业使命可能为个人提供了这种确定性,而且这种定性体现在职业生涯上,即帮助个人在职业选择时作出明确的决策,对求职目标以及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更明确的认识,具有更高水平的求职清晰度(Chongruksa,Prinyapol,Sawatsri,& Pansomboon,2015)。实证研究也表明,职业使命感会促进大学生求职清晰度,职业使命感高的大学生对职业目

标以及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更明确的认识(Dik,Duffy,& Eldridge,2009; 沈雪萍,胡湜,2015 )。此外,根据 Super( 1980 ) 的生涯发展理论的观点,大学生正处于职业发展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了解自己和职业,并初步尝试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而对职业有清晰的目标以及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清晰的认识(求职清晰度)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进而促进其成功就业。而 Lock 等人(1981) 提出的目标设定理论认为,对求职目标以及将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更明确的认识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较高的就业绩效和可就业能力,对大学生来说,求职清晰度会促进个体的可就业能力( Locke,2015;Locke & Latham,2002 ; Locke, Shaw, Saari, &Latham,1981 ) 。

1.3.2 职业成功观研究概述

职业成功是一个视角广泛、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Ng amp; Feldman, 2014)。然而纵观整体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大多数经典的研究关注的是客观职业成功,例如工资、晋升、地位等,这在无边界职业生涯和易变性职业生涯不断被强调的当今社会中,显然是片面的成功标准,忽略了个体的丰富性和主观性(Friedman amp; Greenhaus, 2000)。而在关注主观职业成功的很多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只是使用工作满意度来代替主观的职业成功,虽然关注了人们的主观感知,但是依然忽略了职业成功多元化的标准(周文霞,2008)。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价值观和职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引起大量社会科学学者、职业咨询者和教育者的研究兴趣(Brown,2002)。通过研究,很多学者认为价值观在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Dawis amp; Lofquist, 1993; Pryor amp;Taylor, 1986; Rounds, 1990)。然而职业价值观的范围太广,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和结构各不相同,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职业成功和职业价值观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点中,周文霞(2008)提出了职业成功观这一构念,来反应人们对职业成果意义的认识和评价。个体对职业成功的评价标准反应的是人们对主观职业成功的看法、是职业价值观的体现,更是在职业生涯中追求的最终目标(Arthur et al., 2005; Heslin, 2005)。

周文霞(2008)将这种对职业成功的评价标准定义为职业成功观,包括三个维度:(1)内在的心理满足如成就感、自主性和快乐;(2)工作和非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和谐;(3)外在报酬如经济或物质奖励。第一个维度简单概括为内在满足,重视这个维度的个体所追求的职业目标是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并在职业生涯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Zhou et al., 2013)。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的视角出发,个体的这种内在动机会使他们把职业发展看作是有意义和充满乐趣的过程(Deci amp; Ryan, 1985; Ryan amp; Deci, 2000)。因此,他们会更加主动的进行有利于职业生涯发展的行为,并且在面对职业困难时会更积极克服。

本文研究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便从以上三个维度:内在满足、外在报酬与工作-生活平衡来进行研究。

1.3.3 自我决定理论研究概述

自我决定是一种关于经验选择的潜能,是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自由的选择。自我决定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强调自我在动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自我决定论将人类行为分为自我决定行为和非自我决定行为,认为驱力、内在需要和情绪是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来源。

自我决定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 Edward L. 和Ryan Richard M.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

自我决定认知动机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它涵盖了较多的动机类型,动态地观察各种动机类型,可以有效地评估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为动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国内的外语研究者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一理论对中国的外语学习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人类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将动机按自我决定程度的高低视作一个连续体.其基础是有机辩证元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可以通过支持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来增强人类的内部动机、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保证人类健康成长.自我决定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体现了动机研究的趋向,为众多的动机理论的整合提供了基础。

1.3.4精神性研究概论

宗教研究的领域充满活力和多样性。许多精力继续投入到发展新的宗教和精神尺度上,旨在预测各种各样的构念。这一活动表明,精神性不仅在大众媒体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在科学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这些量表的庞大规模已经促使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警告,因为许多这些工具的结构效度和心理测量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戈萨奇,1988;Hall, Tisdale, amp; Brokaw, 1994)。此外,宗教和精神建设是否代表着一个独特的领域,而不是个人差异,这也有待确定。Van Wicklin(1990)质疑精神测量是否只是已经建立的心理变量的“宗教化”。例如,宗教幸福量表告诉我们关于一个人的什么信息?宗教成分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人的新东西,还是仅仅是重新包装了标准的心理内容?这些都是涉及宗教研究核心领域的重要问题。鉴于对这一领域的评估受到了强烈关注(Gorsuch, 1990),有必要确定心理测量学上健全和概念上清晰的结构。如果这个领域要保持智力活力和实际可行性,这些变量必须与已建立的心理社会变量不冗余。

人格在发展精神建构中的作用缺乏任何大型组织范式来理解精神性构念的人格意义,使得能量场处于概念混乱的状态。研究人员无法评估不同量表之间的冗余和独特性,也没有做好准备皮埃蒙特讨论所表达的心理素质的类型。迄今为止,人格五因素模型(FFM)是发现个体差异的唯一综合性组织。该模型在经验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包含了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亲和性和尽责性的维度(Costa amp; McCrae, 1992)。由于这些维度的变异被发现是可遗传的(Heath,Neale, Kessler, Eaves, amp; Kendler, 1992),这五个维度不仅仅是对行为的概括描述,而是个体以一致的方式思考、行动和感受的基因型倾向(McCrae amp; Costa, 1995)。这五个维度在正常成年人中被证明是相当稳定的,并预测了一系列相关的生活结果,包括幸福感和应对能力(Costa amp; McCrae, 1980, 1984;Costa, McCrae, amp; Zonderman, 1987;马格努斯,迪纳,藤田,amp;帕沃特,1993;皮埃蒙特,1993;参见McCraeamp; John, 1992年)。虽然不是基于宗教,但这种分类在两方面对宗教研究很有用。首先,如果宗教构念确实与既定的人格倾向有任何重叠,那么将它们与测量方法联系起来,有助于阐明这些量表的潜在动机和预期结果。其次,FFM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参考点来评估宗教和精神量表的增量效度,这可能是宗教研究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增量效度范式将概述那些宗教构念所特有的个体差异特质,这些特质能够预测重要的社会心理结果,超出FFM中所代表的更传统的人格变量(见Rodgersonamp; Piedmont, 1998)。最终,如果精神性和宗教结构要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得到认可,研究人员将需要记录这些维度提供的额外概念和经验价值。为了证明精神变量确实代表与FFM所捕获的维度不同的东西,需要满足三个经验标准:(a)必须证明新的人格维度独立于现有的五个维度;(b)它必须具有与其他五个类似的一般性,因为它必须包括若干较小的“方面”;(c)它必须能够通过多个信息源(例如,通过评级源和度量)恢复;McCraeamp; Costa, 1996)。为某种程度的灵性提供这样的证据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二。首先,

精神上的超越将扩大构成人格的个体差异的领域(参见Saucier amp; Goldberg, 1998)。其次,它将为将宗教研究纳入主流心理学思维提供一个范例,为这两个领域扩展各自对个人的概念化和所追求的目标奠定基础。这两个结果的理论和经验意义是多方面的。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2 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目标、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及措施

2.1研究基本内容

2.1.1 研究内容概述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职业成功观、职业使命感、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维度、前因变量结果变量、测量方式。

  2.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成功观、职业使命感、自我决定理论

    的影响模型。根据文献研究,本文以职业成功观为自变量,自我决定理论与精神性为中介变量,职业使命感为结果变量,构建如下的双路径影响模型,详见图1


    图1 研究内容

  3. 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明确职业成功观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作用,确定自我决定理论与精神性的中介作用

    2.1.2 提出的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2:职业成功观对自我决定和精神性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3:自我决定与精神性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H4:自我决定与精神性在职业成功观和大学生职业使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法和问卷调查法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阅读大量文献后,现已确定以下量表:

    表2 研究量表

调查变量

量表

职业成功观

采用周文霞等(2008)编制的职业成功量表,共三个维度,21个条目。

精神性

精神超越量表

自我决定

自我决定量表(SDS)

职业使命感

使命感与职业问卷(CVQ)

2.1.4 研究目标

(1)明确职业成功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是否产生影响;

(2)探明职业成功观对大学生职业使命感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

2.2 拟采用的技术路线


图2 技术路线图
















3. 研究计划与安排

3 研究进度安排

表3 研究进度安排表

时间

研究进度

2019.03.25

确定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并撰写开题报告

2019.04-05

利用SPSS将已收回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撰写论文

2019.05-2019.06

对论文进行修改并进行答辩

4. 参考文献(12篇以上)

4 参考文献

  1. 周文霞,孙建敏.中国情境下的职业成功观的内容与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3):124-133.

  2. 谢宝国,辛迅,周文霞.工作使命感:一个正在复苏的研究课题[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5):78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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