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和欧洲身份：象征、权力与政治欧洲货币联盟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08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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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和欧洲身份：象征、权力与政治欧洲货币联盟
Matthias Kaelberer[1]
摘要：这篇文章评估了货币、集体身份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EU)最近向他们的共同货币欧元迈进的举动，似乎与“一国一货币”的传统假设(即国家、领土和货币创造之间的联系)相矛盾。然而，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欧洲货币统一的过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特殊和独特。本文指出了货币和集体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货币是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货币需要使用者有某种程度的集体认同感。因此，这篇文章探讨了欧元的作用，即欧元作为一个明确指标，其成功运作对于促进欧洲身份认同的作用。在货币和身份之间的关系中，关键的身份方面不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情感关系，而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信任变得极其抽象，极其制度化。为了支持这种现代的信任关系，身份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情感归属感上。基于某种功利或契约的因素，分散的身份已经足够作为进化的混合身份结构的一部分。
货币、集体认同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传统观点认为对货币的控制与主权和国家权力的概念有关，至少自19世纪末民族国家出现以来都是这样。这种联系的流行模式是“一国一货币”。根据这一观点，硬币和纸币往往界定了政治实体的边界。事实上，政治精英们经常用货币来构建特定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边界。因此，货币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还具有地方、地域和权力的象征。欧盟12个成员国决定采用一种超国家主权的通用货币——欧元，这似乎与国家、领土和货币创造之间的历史关联相矛盾。尽管欧盟可以被认为已经具备了一些独立国家地位的要素——例如欧元——但公民的首要的忠诚仍取决于他们的民族国家。目前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可能比基于欧洲的认同更强。另一方面，欧元无疑是迄今为止欧盟成员国之外欧洲一体化和身份认同的最重要象征。
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欧洲货币一体化与国家(或超国家)身份之间的因果关系。货币转换与国家或超国家身份的建构和塑造有何关系? 关于货币和身份之间的联系，欧洲货币联盟启发了我们什么? 本文指出了货币和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货币和身份可能是因果关系。一方面，货币是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为了正常运作，货币需要使用者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感。因此，本文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实质性问题。它检视了欧元作为促进欧洲认同发展的明确计划的一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多大程度的欧洲认同能够支持欧元的成功运作。
这种关于身份和货币之间关系的讨论，是从更广阔的宏观历史角度出发的。与当前流行的对欧元在货币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的短期评估不同，我主张进行更为谨慎的评估。欧洲货币统一的过程本身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特殊和独特。国家货币和后国家货币之间的区别被夸大了。“一国一货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抓住货币转型的文化层面所涉及的联系。在格奥尔格bull;西梅尔(Georg Simmel)和其他人之后，我认为，货币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本身不具有任何客观的物质属性，而是基于市场参与者的一种信念，即某些具有普遍的交换价值的物品，就像黄金、纸张和电脑信号。换句话说，货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信任变得相当抽象和制度化。这意味着身份并不一定要依赖于深厚的情感的归属，以支持现代的信任关系。在功利主义或契约因素的支持下，漫无边际的认同就足够了。市场参与者只需相信，使用一种特定货币是有好处的，而且这种货币建立在可靠的机构结构之上。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作为不断演变的混合身份结构的一部分，欧元具有足够程度的欧洲性，以支持欧元的有效运作。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首先分析货币、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之间的传统关系。第二部分将呈现货币和领土主权问题与国家认同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的一些缺点。第三部分分析了引入欧元与试图建立欧洲身份之间的联系。在第四部分中，本文指出货币治理中最基本的身份问题涉及到信任问题，而不是情感或原始的关系。基于这一论点，最后一节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为欧元建立一个成功的治理结构，欧洲人的认同感必须达到何种强度?
货币，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
目前学界对于货币的象征性功能的叙述并不少见。例如本杰明bull;科恩(Benjamin Cohen)认为除了铸币税、宏观经济管理和货币隔离之外，政治象征也是各国政府在国家货币统一过程中获得的主要好处之一。[2]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货币的版图是高度分散的。许多私人玩家发行各种形式的货币。此外，许多商品(包括金属、烟草或毛皮)与硬币和纸币竞争，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据估计，在美国内战期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美国境内流通。[3]然而，在19世纪，各国政府逐渐或多或少地垄断了本国的货币供应。[4]
货币统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方面是货币在特定国家货币的使用者中创造集体身份的作用。[5]根据这一思路，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垄断权，以增加国家权力，并创造更大的国家一体化和社会凝聚力。货币的属地化使政府得以建立国家并促进社区意识。货币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帮助公民感到自己是同一个政治团体的一部分。除了许多其他身份的象征之外，货币是帮助人们彼此认同并将自己概念化为国民的另一种工具。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货币可能在“想象共同体”[6]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发挥了作用。
硬币和纸币的图像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宣传国家愿景的机会。纸币和硬币可以“以国家授权的形式产生和再现民族故事”[7]，当然，这包括君主、总统和其他民族英雄的肖像，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硬币和纸币还可以描绘出国家身份的重要积极象征，如美国鹰，以及自由和正义等思想的其他代表。
无论如何，硬币和纸币的形象显然有助于传播对一个国家有利的自我解释。例如，二战后的德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当时的德国马克纸币可以描绘出一个不间断的历史传承。它们的形象主要回归到前俾斯麦(bismarkian)时代的历史，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而不是政治英雄，目的是唤起一种更温和、非对抗性的民族认同。[8]与此同时，德国马克纸币还描绘了几幅女性肖像，尤其是广受欢迎的100德国马克纸币，其中作曲家兼钢琴家克拉拉·舒曼是其中的主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元让德国象征性地重新加入了欧洲文化和历史的连续链条，正如欧元纸币所描绘的2000多年欧洲文化的艺术和建筑风格所反映的那样。冷战后的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可以为其在共同文化遗产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不带个人色彩的艺术风格，可以减少德国人不断地把自己与100年成问题的民族历史脱钩的需要。[9]
本杰明·科恩描述了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在“一国一货币”原则指导下的地域上截然不同的货币地理。[10]在此期间，民族国家成为货币的唯一发行国，在该领域实行专属的领土控制。科恩和许多其他分析该问题的学者表示，自那以来，货币环境已明显失去了地域性。各国政府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享有特权地位。外国货币渗透国界，货币当局的结构重叠。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地美元化的加剧和欧元的引入只是两个最明显的现象。
“一国一货币”无疑是一个有趣而有用的分析视角，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货币格局的巨大变化。它抓住了货币治理某个特定时期的重要特征，而这个时期现在似乎正让位于另一种货币治理结构。然而，正如下一节将要解释的那样，国家和货币地理重叠的论题也留下了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这并非研究身份和货币之间联系的最佳起点。
“一国一货币”和货币转型的政治
“一国一货币”的观点在直觉上很有说服力。领土、国家身份和货币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并不奇怪或不合常理。然而，仔细分析后发现，在评估欧元的引入时，领土、身份和货币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其他潜在因素交织在一起。货币转型过程往往遵循比文化需求更紧密的功能需求和结构约束。下面的讨论讨论了“一国一货币”视角下的一些分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一节中描述的五个问题与“一国一货币”观点的范围不够有关。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市场自给自足的时期。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世界体系。国家不断地嵌入世界市场，使得货币和领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脆弱的。
第一，它只适用于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它仅仅有100年的货币历史。没有必要的因果逻辑表明，领土主权和货币主权之间的重叠是货币治理演变的逻辑终点。相反，将国家货币统一阶段仅仅解释为货币发展的一个阶段似乎更为恰当，因为货币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之上的。国家货币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叠发展。增加市场交易范围和扩大生产的范围,各国政府是唯一能够统一的货币结构其领土,并提供更高的效率在原本分散的市场交易货币格局:“民族国家的大小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有相当大的关系”[11]各国政府可以在扩大市场和经济交易的地理范围方面发挥重要的管制作用。经济和政策制定精英们在经济交易的标准化和空间扩张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12]
第二，国家货币必须与它的国际职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货币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一个封闭的实体的自我定义。实际上，国际交换的必要性是简化国内货币结构和发行本国货币的主要动力之一。例如，美国迈向国家货币完全统一的第一步是区分“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13]“外部货币”允许联邦政府结算外部账户，而货币的异质性在国内仍然存在。这种交换逻辑排除了纯粹出于国家目的的货币。从交换的观点来看，国家货币只是彼此的替代品。货币的本质更多地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的流动，而不是它的领土关系和静态的稳定。
此外，国际货币地理一直是等级分明的——在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货币之间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度。在国家货币主权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所有货币的主权发行者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货币权力。[14]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只有少数国家有机会自主地推行货币政策。权力关系一直制约着较弱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追求自身优先目标的能力。[15]在传统的金本位制下，英国央行(出于各种实际目的)为全球利率设定了基准。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不得不遵循英国的政策。同样，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美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制定者。如果其他国家不愿采纳美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偏好，它们就必须承担偏离美国标准的调整成本。[16]事实上，大多数政府在其领土上并没有专属的货币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货币体系从来不允许完全孤立的货币空间。在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持续全球化的条件下，名义主权与有效决策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严重。当国家货币政策无效时，国家货币就更不是主权权利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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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一货币”的原则绝不是人们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意义和同质化。国家的货币并不总是足够稳定到可以作为国家身份的持久象征。货币替代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在恶性通货膨胀或其他国家货币信心危机的情况下，货币替代却一再发生。此外，许多国家在“一国一货币”的论点所涵盖的时期使用了不止一种货币。为应对危机或功能上的需要而进行的货币改革频繁发生，这导致人们质疑国家货币是否真的足够稳定，以建立国家身份的持久象征。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货币转型过程，其国家货币的变化非常明显。例如，法国法郎曾多次贬值。法国当局只是在1960年才引入了一种新的法郎，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老法国公民一直使用旧法郎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直到2002年放弃使用法郎而改用欧元。1871年后，德国经历了两次货币改革，只有二战后的成功才使德国马克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英国只是在1971年才引入了十进制货币，较老的硬币的名称仍然广泛使用。甚至女王也只是从1960年起才出现在英国的纸币上。总体而言，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公民对本国货币几乎没有什么民族自豪感。放弃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这两种货币几十年来一直受到通胀问题的困扰——而选择欧元，并不是对国家认同的重大牺牲。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