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我国以及全球反恐形势严峻，暴恐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同时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网络平台成为暴恐事件的传播和发展新的载体。突发事件特别是暴恐事件网络舆情快速扩大化地发展为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为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和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以英国“5·22”曼彻斯特爆炸恐怖袭击事件为研究实例，通过爬取Twitter网站上其相关舆论数据，研究突发事件舆情演化特征及其规律。区别于其他公共突发事件，本文将暴恐突发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可划分为发展-爆发期、振荡期和消退期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舆情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在此基础上，基于Gephi软件对事件全过程和各分阶段舆情网络进行可视化，进一步分析了意见领袖和舆情网络的结构特征，发现暴恐事件的舆情网络结构具有相对分散的特点，并从多维度印证了意见领袖之于事件舆论的重要性。最后，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维度提出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应对策略。本文研究为相关部门对暴恐事件舆情的有效引导和控制提供依据，对稳定社会安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网络舆情传播；暴恐突发事件；意见领袖；应对策略

Abstract

The anti-terrorism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is grim, and the emergencies of violent terrorism emerge in endlessl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media network platform has become a new carrier for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errorist incident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emergencies, especially violent terrorist incidents, has caused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and also posed new challenge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May 22 bombing terrorist attack in Manchester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public opinion in emergencies by crawling the relevant public opinion data on Twitter webs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public emergenc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public opinion of violent terrorist emergencies into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outbreak stage, oscillation stage and recession stag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in each stage. On this basis, based on Gephi software to visualize the whole process and stages of the event,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opinion leaders and public opinion networks are further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opinion network of violent terrorist events is relatively decentraliz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opinion leaders to event public opinion is confirm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of violent terrorist emergenc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media and the public.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effectively guide and control the public opinion of terrorist incidents, and ha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abilizing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Terrorist Emergencies; Opinion Leaders; Coping Strategies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1章 绪论 1

1.1研究目的 1

1.2研究意义 2

1.2.1理论意义 2

1.2.2实践意义 2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3.1国外研究现状 3

1.3.2国内研究现状 3

1.3.3研究现状不足 4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4

1.4.1研究内容 5

1.4.2技术路线 5

第2章 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发展演化规律分析 7

2.1“5·22”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暴恐事件简述和数据爬取 7

2.1.1事件介绍 7

2.1.2数据爬取 7

2.2“5·22”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暴恐事件网络舆情传播阶段分析 8

2.2.1网络舆情发展-爆发期 10

2.2.2网络舆情震荡期 11

2.2.3网络舆情消退期 11

第3章 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征分析 13

3.1暴恐突发事件舆情网络图 13

3.2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意见领袖特征分析 14

3.3暴恐突发事件舆情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16

3.3.1平均路径长度 16

3.3.2聚类系数测度 17

第4章 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应对策略研究 19

4.1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 19

4.1.1网络舆情传播的即时性 19

4.1.2网络舆情传播的多元化 19

4.2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政府应对策略 20

4.2.1重视网络舆情发展 20

4.2.2合理引导网络舆论 20

4.2.3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21

4.3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媒体应对策略 21

4.3.1端正媒体报道态度 21

4.3.2更好利用网络平台 22

4.4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公众应对策略 22

4.4.1理性辨别 23

4.4.2合理发声 23

4.4.3优化引导 24

第5章 总结 25

参考文献 27

致 谢 29

第1章 绪论

1.1研究目的

突发事件特别是暴恐等社会安全事件的网络舆情对政府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正在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发展持续深入扩大。近年来，以“9·11”事件为代表的暴力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在我国，以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主义为引造成的暴恐事件更为频繁，如昆明火车站“3.1”持刀砍人事件、乌鲁木齐“5·22”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得舆论环境动荡不安。

一般而言的突发暴恐事件，往往呈现出伤亡情况尤其严重、案件情况尤其复杂、社会影响尤其恶劣的特点，不仅是对社会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更使政府在应对及处理上的难度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暴恐事件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舆论的爆发式增长趋势，因此对于暴恐事件舆论的及时反应、正确处置，直接关系到事件后续处理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持续性的影响。 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社会舆论往往代表着公众对政府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的直观意见，甚至随着事态的变化发展而逐渐演变为对于政府本身的意见和判断。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息化和网络的普及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发声者、也都能成为声音的传播者。而自媒体和公众平台的出现使得个人的声音得以被无限放大并急速传播。新媒体的环境是多元、开放、自由的，其强互动和匿名性的特点使其越来越成为舆论产生、发酵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当传统媒体受限于载体而无法成为最具时效性的发言人、同时移动终端越来越智能化和人工化时，新媒体开始逐渐显示出在信息即时传递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在完备且令人信服的信息发布渠道正式组建之前，网络舆情甚至会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借助于新媒体，都有可能将个人或小群体观点推波助澜成为大众意见代表，成为影响社会舆论、反作用于应急组织的重要导向，甚至直接影响到事件应对和处理进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网络舆情也愈发重视。由于信息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涌现，而其真实性又难以辨别，如果不对网络舆情加以合理的控制、甄别，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做到实时监管、有效处理、正确引导，很有可能累积社会群体性的不满情绪，甚至于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因此，通过对暴恐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掌握其传播过程和传播规律，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规范新媒体这一载体，帮助我们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当代民众在面对突发事件舆论时更为积极、正面的态度，避免在舆论浪潮涌起时盲从或做出不恰当反应，保障突发事件发生后反应及处理过程的严肃、专业，使舆论真正成为公民社会监督政府行为的代表者。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公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其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政府的工作必然朝向高效、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政府原有的信息发布平台和舆情应对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而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一旦作为官方信息发布渠道的政府无法及时跟进，很可能随着事态的不断变化发展而演变至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程度，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中，针对于暴恐事件这样较为特殊的突发事件的舆情处理仍处于较欠缺的状态，其研究角度和深度也仍有待开发。本文将对“5·22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暴恐事件”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数据爬取和统计分析总结网络舆情发展演化规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获取舆情网络图、进行舆情网络结构特征分析和意见领袖特征分析等认识网络舆情特征，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提出暴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应对策略，为我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处理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1.2.2实践意义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智能移动互联产品的快速迭代，社会的集体声音开始由公权力的代表发声转变为每一个个体意见的合流。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表达自己的态度，也更轻易地被他人的声音影响或是影响到他人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舆情传播网络的节点或是中心，将收集到的信息再加工后传播出去。这种区别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路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更严密的监管，但也隐藏着难以发现、难以防范的危险。这种环境之下，政府不能再被动地等待，被被公众的声音意见挟持，而应该在遵循舆论演化机理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更主动地参与到网络舆论的引导和处理中，把握住政府依旧作为最具有可信度的信息发布渠道的现有位置，在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传播中做出更及时有效的应对。

本文通过对“5·22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暴恐事件”的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政府在应对暴恐事件时的措施建议，解决舆论背后所代表的因为利益、制度、思想等原因产生的冲突，进一步完善当今社会条件下公众、政府和媒体三方网络舆情应对策略，提升我国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监管和处理能力，维护政府公众形象和公信力，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围绕舆论的研究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公众意见（Opinion publique）”的概念^[1]。关于舆论的研究，西方学者多集中于网络舆情的主体和网络舆情的传播方式研究，也提炼形成了诸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研究方法。其中，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在冷战时期开始在西方得到普遍的研究。以“六度分割理论”为基础，社会网络分析跳脱出个体或团体的限制，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分析这种联系将会以何种形式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和决策方式^[2]。美国著名社会学家Harrison White的“社会链”理论以网络视为社会结构来分析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可能造成的影响，成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奠基之作^[3]。1998年Watts在“六度分割”的假设基础上提出了“小世界网络”的概念和模型。美国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于1974年提出“弱连接理论”，认为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浅显的社会认知“弱连接”有着更快、更低成本却更为高效的传播效率^[4]。社会网络研究发展至今已形成相对完备的概念和体系，为不同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基础。

在公共管理学的领域，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Walter Lippmann在他1922年的代表作《公众舆论》里提出了“舆论调控”的观点，系统阐述了舆论的概念、形成和传播方式、具体功能和影响、其主体公众的定义等内容，开创了当今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思想，极大丰富了舆论理论体系。Clyde L.King认为舆情是社会矛盾的产物^[5]，是民众通过媒体抒发意见、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做出改变或得到解决的重要方法。1948年社会学家Paul Lazarsfeld提出“二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是经过了意见领袖的引导和传达影响到人们的^[6]。Patricia Moy指出政府在突发事件舆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引导舆论，很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突发事件^[7]。

Si Yang(2018) 通过模拟社交网络平台传播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分析了社交网络中口碑传播的模式和过程，对不同信息发布策略下“意见领袖”的识别及其作用提出思考^[8]。MohsinAdalat等（2018）发现谈话发起者和影响者更多地被认为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而网络建设者和活跃的联络者更有助于连接原本稀疏的社区，再次证明了意见领袖在舆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9]。Lokesh Jain等（2018）则提出“萤火虫”算法用于确定在本地社区和全球社会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之中^[10]。Jingyu Chen（2019）则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论转型挑战提供了全新视角，推动政府网络舆论监测在工作方法、管理理念和数据分析技术上的变革^[11]。

1.3.2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于西方专家学者对于舆论的研究，国内对于舆情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网络舆情这一关键词的研究自二十一世纪才开始，并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要求。2009年起，随着博客、微博、论坛等公众平台的兴起，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飞速发展，网络舆论在这一浪潮中也开始随之大量形成。从2009年至今，网络舆论的发展和研究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时间，相关理论研究快速增加，研究方向、内容也趋于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