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至少800汉字）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长三角，即长江三角洲的简称，自古以来，长江三角洲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始终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独领风骚，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卷入了贸易全球化浪潮，长三角作为中国的门户，也开启了其新兴现代工商业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外国商品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我国商品也不断输出国外，同时，国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进驻中国市场，使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功能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依托其经济基础、交通便利以及创新能力等优势，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的范围确定为江浙沪，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明确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表明在新时代长江三角洲再一次迎来了其发展新机遇。

众所周知，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区域，也是资本投资最活跃的地方。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创业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业投资也即风险投资，源于“Venture Capital”一词，最初将其译为风险投资，但因其与“Risk Capital”混淆，所以逐渐开始更多地使用“创业投资”，创业投资是指通过向不成熟的创业企业提供权益资本，并且提供管理和经营服务，待企业发展成熟，资本增值后，通过企业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收益回报的投资方式。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美国创业投资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尤其是美国硅谷的成长与创业投资息息相关，硅谷创业投资模式的确为世界各国创业投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此同时，美国硅谷创业投资集聚的成功案例也为我国创业投资区域集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三角地区因其自身优势，天然具有吸引资本的独特魅力，当前，创业投资日渐活跃，一方面长江三角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与创业投资形成良性互动，以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现阶段，我国形成了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大创业投资中心，创业投资发展蒸蒸日上，但是在国际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创业投资相较于一些金融发达国家的创业投资还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距（主要表现为投资规模、投资金额以及风险管理、退出机制等方面），因此，我国创业投资模式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适宜的中国特色创业投资发展路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近年来创业投资集聚效应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的文献来看，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张晓晖、尹海英（2012）认为创业投资在中国的集聚效应十分明显，并且通过对六个命题的证明得出创业投资集聚主要与交易成本要素、金融市场资源、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和市场规模、政策意愿六种因素有关，但相比于前三者，后面三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林展宇、马佳伟（2018）在分析美国硅谷创业投资发展模式之后，指出创业投资中心的本质是市场经济运行下创业投资资源配置的过程，创业投资中心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即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主要是融资需求的集聚，而外在因素则是政府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区域环境、供求关系以及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来对为我国创业投资集聚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创业投资地域集聚现象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指出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掘区域之间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张玉华、李超，2014）。从这些学者对创业投资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来看，大多数学者分析的角度比较有深度，但是在广度方面稍有欠缺，全面性不足，在本文中，笔者希望能从更多角度去剖析创业投资集聚的因素。

对于创业投资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分析，有相关学者针对性的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徐强、王婷（2018）在对我国创业投资研究方面发现，的确创业投资发展存在集聚性，我国2017年数据显示全年发生2755起投资案例，其中分别有968、566和138起发生在北京、上海和江苏，全年投资金额达到5867.4亿元，其中位居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创业投资主要集聚于具有天然的要素禀赋优势以及政策较为开明的地区。在该论述中主要是集中于微观和中观的视角，从企业的绩效以及产业创新方面进行分析，而对其它因素的分析较少。也有学者进一步比较了国内省市与广东创业投资发展的差异，指出当前我国广东地区与北京、上海的创业投资产生了差距，主要表现为广东地区创业投资规模增速减缓，并且指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科技中心集中于北京和上海，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机制还存在不足（田何志、李大伟，2018）。该理论主要是分析了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创业投资差异的原因，但是并未涉及我国东西部创业投资发展差异的分析。有学者也对我国的部分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西部存在投资规模小、且融资方式还主要以商业银行信贷以及财政资金支持为主（史晓茹，2016）。该学者深入分析了甘肃省的资本运作情况，分析了其现状和不足，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和建议，但是笔者认为还缺少东西部差异的相关分析。

不仅如此，部分学者通过对国内外创业投资理论研究不足方面也进行了分析，马军伟（2013）指出，国内外创业投资集聚效应研究主要注重对创业投资集聚动因进行研究，大多没有或极少有理论支撑，而且目前的研究也大多是集中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中观层面的研究甚少，另外现有的研究也缺乏对创业投资阶段集聚以及动态变化方面的研究。

一些学者在分析欧美等发达地区的创业投资发展模式之后，也对我国的创业投资发展提出了借鉴和启示。胡海峰（2008）认为，高技术产业集群为创业投资提供了市场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业投资的交易成本，此外创业投资家的加入也有利于创业投资、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的共生。有学者则指出，今后我国创业投资研究应注重政府政策的探讨，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适宜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而且要充分考虑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并且关注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创业投资的影响（顾铭、牛华伟等，2017）。国外有学者认为，主要投向管理层收购的创业投资模式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投资者并不参与企业管理，而是持有股份或者外部控制（Wray，2012）。另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充分发挥一些发展较快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强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得益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越紧密，则投资活动的交流也会越频繁，进一步创业投资的区域溢出效应越强（杨绪可、邬艳杰等，2018）。还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未来创业投资研究的方向也提出了建议，徐晓红、潘峰华（2016）等学者指出，现在国内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同时指出未来的侧重点，首先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空间格局，其次是风险投资的空间投资行为的研究，再次是我国制度的独特性，此外，个人关系网络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