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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认识论谈《太一生水》

 2024-02-05 03:02  

论文总字数:12669字

摘 要

道家佚文《太一生水》内容不全,解读困难。一方面,尽管它和《老子》在思想内容上颇多相合之处,但老子其人其书的不确定性表明借助《老子》解读《太一生水》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太一生水》与屈原同源、近时,所以不妨借助屈原的认识论,从他的楚辞作品尤其是《天问》一篇出发,通过比较《太一生水》和屈原宇宙观的异同,分析《太一生水》和《天问》创作意图的区别,以求更进一步、深层次地解读《太一生水》。

关键词:屈原;楚辞;《天问》;《太一生水》;宇宙观

Abstract: The lost article Taiyi shengshui which belongs to Taoist literature is incomplete,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read and study it. On the one hand, although the thought and content of Taiyi shengshui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ose of Laozi, the uncertainty about Laozi and Laozi shows that if we just depend on Laozi to decode Taiyi shengshui, we will not understand it thoroughly. On the other hand, Taiyi shengshui and Quyuan are cognate in culture and close in time; hence, we can use Quyuan’s epistemology which comes from his Chuci especially Tianwen to reach deeper into the study of Taiyi shengshui,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world outlook between Taiyi shengshui and Quyuan and analyzing the purpose of writing about Taiyi shengshui and Tianwen.

Key words: Quyuan; Chuci; Tianwen; Taiyi shengshui; World outlook

1993年10月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太一生水》对今人了解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文字的考释和文本的复原;二、文中重要概念“太一”、“水”、“神明”等的考察;三、《太一生水》思想的诠释。虽然不论是从竹简的形制还是从残存的文本内容来看,《太一生水》属于道家文献,与《老子》渊源颇深,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包括:第九简的安放位置,某些字词的释读如“青昏”还是“请问”,“神明”这个概念的考察,以及《太一生水》的作者与老子的关系……总而言之,《太一生水》作为一篇佚文且内容不全,使得我们在具体的文本解读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和重重障碍。

对于屈原的楚辞作品,人们最先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侧重研究的是它们的诗歌身份。其实,屈原所作的楚辞,不仅仅是文采斐然的诗歌,也是见解深刻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天问》一篇,涵盖了屈原对宇宙生成、历史兴亡、神话传说等大胆的拷问和卓越的思辨。此外,屈原的楚辞不止体现了他个人的思想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流行的、普遍的思想认识,比如《九歌》虽经屈原之手改编,但其采自楚国民间流传的祭祀乐歌,极富楚地思想文化特色。

现实表明,以目前的研究成果想要全面地解读《太一生水》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太一生水》和屈原文化上同源、时间上相近,因此,通过屈原在楚辞作品中表现的对宇宙、人事的认识来解读《太一生水》,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途径。

一 《太一生水》和《老子》关系的探究

《太一生水》是一篇残文,且不论已经丢失的部分,即使现存的十四枚简中也有一半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残损、混乱的文本致使学者们在给简文排序、分章的时候产生了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李零先生认为应按照原来的简号排列简文,即第一至第八简为一章,第九至第十四简为一章;二、陈伟等学者主张将第九简插入第十二和十三简之间,不分章;三、裘锡圭先生坚持把第九简放到第十四简前面,把简文分为三章,第一至八简为第一章,第十至十三简为第二章,第九简和第十四简构成第三章。本文从《太一生水》的文意出发,采取李零先生的观点。除了文本内容有残缺,《太一生水》还存在一个问题:它是一篇先秦佚文,也就是说,郭店楚墓发掘的这篇简文——《太一生水》是第一次面向世人,以前从未见过。文本的残缺再加上首次面世,使《太一生水》的解读工作难度增加。

值得庆幸的是,在郭店出土的道家文献不止《太一生水》一篇,还有内容、思想异于帛书本及各种传世本的楚简《老子》。该《老子》按竹简形制分甲、乙、丙三组,由于《太一生水》在字体、简形、简长上与丙组一致,因此学术界多认为此二者原来当合编一册。这就给研究《太一生水》的学者们指明了一条道路:探寻《太一生水》和《老子》的关系,以此解读《太一生水》。

事实上,《太一生水》和楚简《老子》在内容、思想上的确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如:

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甲组第二十一简)[1](p50)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甲组第十五、十六简)[1](p87)

在这里,楚简《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而生,“独立,不改”,是天下之母,这与《太一生水》中“太一”创生“天地”,为“万物母”、“万物经”且这个规律永恒不变的观点很是相似。而楚简《老子》认为“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等等相辅相成,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这个说法与《太一生水》中提出的天在东南高西北低,地在西北高东南低,天地互补的说法也很接近。除此之外,《太一生水》和楚简《老子》还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里就不赘述了。

但是,《太一生水》不仅和楚简《老子》,也和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思想内容有相通之处。以王弼本《老子》为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七十七章)[2](p276)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2](p276)

在这里,王本《老子》认为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提出了“贵柔尚水”的观点,这与《太一生水》第二章“天道贵弱”的思想如出一辙。此外,帛书本和传世本《老子》都很重视“水”这一概念,这也是它们和《太一生水》的相通之处,但是楚简《老子》中却没有关于“水”的只言片字。

因此,学术界已经确定《太一生水》为道家文献,与《老子》联系紧密。但与此同时,《太一生水》和《老子》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因为《老子》目前主要有三大版本:楚简本、帛书本以及各传世本。三种版本各有差异,其中尤以楚简《老子》最为突出,它在字数和和内容上与另外两个版本都很不同。帛书本则与传世本较为接近。若将《太一生水》和《老子》比较研究,势必要确定《老子》的版本。选择的版本不同,切入的角度可能就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子》楚简本、帛书本、传世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至今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同时,这也涉及到了《老子》的作者,也就是“老子”是谁的判定问题。关于“老子”其人,早在西汉武帝年代的司马迁就不能说清了: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3](p1)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3](p2)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3](p2)

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老子”有三位:一说“老子”是在孔子之前春秋后期的李耳,一说“老子”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一说“老子”是在孔子之后战国中期的周太史儋。这还只是司马迁给出的回答,至于后世的学者更是各持观点,各有道理。自从郭店楚简《老子》问世,学术界得以重新审视“老子”,对于“老子”其谁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推测和答案。学者李零在其著作《郭店楚简校读记》一书中表示:“老聃”和“老莱子”的“老”均是老寿之义,“老聃”根据《史记》记载姓“李”名“耳”,这个“李”字和“老莱子”的“莱”字从古文字的角度考究的话,极有可能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通过对早期文献史籍的关注,李零先生又发现,老莱子不仅是楚人,是孔子问教的对象,他的思想也与老聃有相合之处。也就是说,“老聃”和“老莱子”或许同为一人。郭沂先生在其《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则表明:楚简《老子》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帛书本和各种传世本有很大差别,故他认为,楚简《老子》属于早已失传的一个传本系统,作者是春秋末期在孔子之前的李耳,而帛书本和各种传世本属于另外一个传本系统,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周太史儋。太史儋曾经读过楚简《老子》并将其吸纳改造,从楚简本到帛书本,再到各种传世本,它们之间是继承、演化的关系。丁四新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分属于三个不同时期的抄本,它们在内容上彼此相关,不过其母本并不能确定为同一本《老子》。至于《老子》的作者丁先生觉得还是老聃,虽然今传世本可能也不是老子一人一时所作,当有后人补充修改,但是《老子》的主要思想还是属于老聃。

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时候,作为随葬书籍的楚简《老子》及《太一生水》的抄写时间比之要推前一些,至于它们的创作时间就更要往前推算一些了。楚简《老子》虽然是目前所见最为古老的版本,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最为原始的《老子》的完整或部分。目前,《老子》最为原始的版本并不能够确定,它可能还在地下有待发掘,可能早已失传永远消失,也可能是楚简本、帛书本、传世本中的一种……至于现存的这三个版本的关系是同出一源,递嬗发展;还是承袭自不同的母本,各自演化,现在更是难以确定。

所以说,借助《老子》比较研究《太一生水》这篇残文佚文,并不能很好地、较为全面地完成解读工作。但至少,我们已经确定了《太一生水》体现的主要是道家思想,与《老子》颇有渊源。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寻找另一个研究方向解读《太一生水》。

二 《太一生水》和屈原宇宙观的比较

《太一生水》作为道家文献,与屈原有一定的关联。从空间上看,屈原是楚国人,他的楚辞作品极具楚地思想文化特色;而作为道家的代表,“老子之思想大体上的来源是,古代祝史对‘天道’变化的体验,文化贵族对‘世道’崩坏的反思,以及楚人对于‘人道’永恒之追索”[4](p113),所以,《太一生水》自然与楚地思想文化脱不了干系。从时间上看,“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5](p110),殁于公元前278年,生活在战国中期;而据上文已知《太一生水》的写作年代可推至战国中期及更久以前,在郭店楚墓主人所生活的战国中期还有流传。由此看来,屈原和《太一生水》出现了同源、近时的情况,他本人极有可能接触到了《太一生水》所体现的思想,甚至读过《太一生水》这篇文章。而且,屈原的楚辞作品中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思想认识,也反映出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想认识。这对《太一生水》的研究帮助很大,它给《太一生水》的解读工作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从屈原的认识论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太一生水》的思想认识。

关于宇宙观,也就是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太一生水》和屈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太一生水》主要在第一章即第一至八简论述,而屈原则是在他的楚辞《天问》中表明,同时《九歌》也略有涉及。在对宇宙生成进行阐述时,《太一生水》和屈原的楚辞中出现了名称相同而含义有别的两个概念:“太一”和“阴阳”。此外,虽然屈原的作品中没有直接提出“水”这个概念,但是他间接地在多个作品中表现了对“水”的关注。再联系“水”在《太一生水》宇宙生成体系中的特殊性,二者对“水”的重视程度实在值得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和屈原较为笼统的宇宙观不同,《太一生水》拥有一套非常成熟且独一无二的宇宙生成论。在这套宇宙生成论中,一共包含十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太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岁。其中,“太一”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创生都离不开它。它直接创造出了“水”;而“水”又具有反辅功能,辅助“太一”创生出“天”;接着,“天”反辅“太一”生成“地”;“天”、“地”生成之后,“太一”不再直接参与创生万物的环节,而是间接由其创造的“天”、“地”相辅创生出“神明”;“神明”再相辅生成“阴阳”;“阴阳”相辅生成“四时”;“四时”相辅形成“寒热”;“寒热”又相辅生成“湿燥”;最后,“湿燥”相辅生成“岁”。这宇宙生成链上的十环,环环相扣,构筑极为严密完整。

首先看“太一”这一概念。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中,核心非“太一”莫属。“太一”这个概念,历史上主要有三种含义:一、从哲学上看,它与《老子》中的“道”相当,是宇宙的本源;二、从天文学上看,它是星宿之名;三、从宗教神话上看,“太一”是天神中的至尊者。根据文中“太一”创生万物,为“万物母”、“万物经”的说法,“太一”当是宇宙本源,属于哲学概念,地位可与《老子》中的“道”相媲美。

在屈原的楚辞作品中,改自楚国民间的祭祀组乐——《九歌》,其首篇就叫《东皇太一》。在这首楚辞中,“东皇太一”是楚人祭祀崇拜的对象,是天神中的至尊者,具有神话色彩和宗教性质。因此,虽然《太一生水》和屈原的楚辞作品中都出现了“太一”,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此外,它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同。《太一生水》把“太一”看作宇宙本源,是“万物母”、“万物经”,而在屈原看来,宇宙的本源既不是《东皇太一》中的“太一”,也不是《太一生水》里的“太一”,它应该是“气”。《天问》开篇就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6](p80)

这六问涉及了屈原对宇宙本源和万物形成的困惑:远古初始的情况,是由谁传述下来的?那时天地尚未形成,由什么考察它?那时天地蒙昧而昏明不分,谁能探究明白?那时宇宙一片混沌元气充盈,凭借什么去识别清楚呢?宇宙间昼明夜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阴阳参合生成万物,这又是以什么为本什么为化呢?根据此六问可以发现,屈原认为“天地”没有形成之前是明暗不分、一片混沌的,有的只是元气充盈的样子。以此观之,屈原当是把宇宙本源看作一种具体的物质——“气”,这种认识显然具备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精神。而《太一生水》严密的宇宙生成论表明,宇宙的本源是“太一”。由于《太一生水》文本有残缺,我们只能在现存第二章看到作者对宇宙生成环节中“天地”概念的解释,至于“太一”、“神明”、“阴阳”等其它概念的具体面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太一生水》的“太一”真的是指道家的“道”,又根据楚简《老子》形容“道”是“有状混成,先天地生” [1](p50)和帛书、王本《老子》形容“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p276)的混沌状态,那么《太一生水》中的“太一”与《天问》中的“气”似乎又有了共通之处,它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都是指宇宙的混沌状态。不过,即便如此,“太一”与“气”也不能相提并论。屈原是把宇宙生成当作一种自然界的现象看待,而不是某种神创的结果。而《太一生水》向我们呈现的宇宙生成论看似具有一定科学性,但作为最高形上实体的“太一”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创世说中的上帝和中国创世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之类的神话角色。文中写到,“太一”是“万物母”也是“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太一”超越自然万物的地位无法撼动,正如丁四新先生所说:“太一的存在在一定意义来说是超越的,尽管其作用存在于其作用物之中,但是它并不受它的作用物的局限与束缚……太一,最终要走向神学的领域。”[7](p89)

除了对“太一”的看法不同,《太一生水》对“阴阳”这一概念的看法也有差异。从《天问》的第六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6](p80)我们可以看出,屈原并非对万物由“阴阳”交融而生的观点有所怀疑,换句话说,屈原是同意“阴阳”交融而生万物的,他只是想要进一步探究清楚 “阴阳三合”而生成万物这个变化的本源和过程。循着《天问》这六问的先后顺序我们能得出一个较为笼统的宇宙生成论:首先,宇宙之初是一团混沌的“气”;其次,“天地” 形成;接着,“天地”已分,昼明夜黑;然后,“阴阳”交融,生成万物。以此看来,“阴阳”是在“天地”生成之后形成的物质。至于“阴阳”为何物可从后面一句“天式纵横,阳离爰死”[6](p87)略知一二。“天式纵横,阳离爰死”,意即自然法则便是“阴阳”消长、生生死死,阳气离开就会死亡。这里可以看出“阴阳”与生死有关。《九歌·大司命》也提到了“阴阳”这一概念:“乘清气兮御阴阳”[6](p57)。《大司命》里的这个“阴阳”具体表示生、死这两个对立面,“御阴阳”即是指大司命掌控着人类的生死。看来,屈原作品里的“阴阳”代表的是生与死这一对相对的事物。

《太一生水》对于“阴阳”的来源以及“阴阳”创生何物做出了明确阐述。按照《太一生水》的说法:“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构成了宇宙生成上的一个环节。接着,“神明”相辅生成的“阴阳”复相辅生成了“四时”,构成了宇宙生成的下一环节。“阴阳”很明显不是一个而是一对事物,即“阴”与“阳”。在屈原的楚辞中“阴阳”也是相对的两个事物。以《太一生水》的整体情况推测,作者原来对“阴阳”的阐述应当和“天地”一样非常具体、详细,但简文的残缺却使我们无法更进一步理解“阴阳”这一概念。屈原自己虽然对“阴阳三合”怎么产生万物有疑问,但是他承认“阴阳”也是宇宙生成中的环节,并且以“阴阳”喻“生死”,这对我们理解、把握《太一生水》中“阴阳”概念的含义还是有所帮助的。

在《太一生水》这套宇宙生成论中,“水”的地位相当特殊。文中指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1](p137),即“太一”创生了“水”,“水”反过来辅助“太一”创生了“天”,这是一个层次。到后面,文章又说:“是故太一藏于水” [1](p137),即“太一”隐藏在“水”中,这又是一个层次。“就前一方面,太一之于水是创生与被创生的关系,属不同层面;就后一方面看,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属同一层面。”[1](p139)前者提醒我们“水”只有反辅功能,它不具备“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相互辅助创生新物的功能;后者表明作为宇宙之根本,“太一”是不露面的,它存在于“水”中,表现出来的实体是“水”。

同样,屈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表现出对“水”的青睐。《九歌》一共十一篇,就有《湘君》、《湘夫人》、《河伯》三篇是关于祭祀水神的乐歌。其中,“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水的配偶神,河伯是黄河之神。《九歌》虽然经屈原之手加工改写,属于屈原的再创造,但它毕竟最早在楚国民间流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祭祀水神的风俗。《天问》全篇以“问”为主,屈原就天地生成、历史兴衰、神仙鬼怪等现象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在这诸多的“问”中,屈原对“鲧禹治水”这个话题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包括众人为何推举鲧治水,尧为何惩罚鲧以及禹为何是从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等等。在代表作《离骚》的最后,屈原也含蓄表明心迹:“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6](p31)彭咸原本是神巫,死后化为水神。“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即是说屈原要追随彭咸,与彭咸同居于水中。类似的想法在《九章》中也有表现。《九章·惜往日》有“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6](p152)一句,《九章·悲回风》也有“淩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6](p161)一句。这些都表明屈原有投水自尽的想法。最后,屈原果真自沉汨罗江结束了生命,“水”最终成为了他的归宿。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强调“水”,屈原自生至死都推崇“水”,二者对“水”都抱有特殊的情感,这种“巧合”应该与二者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关。“至春秋中期时,已经强大起来的楚国拥有辽阔的版图,长江、汉江、湘江、沅水等著名大水系贯穿其境。战国时期,楚国又征服了淮河流域的多数国家,淮水成为其内河,所以王夫之说:‘楚,泽国也。’(《楚辞通释·例序》)” [8](p101)既然楚国境内河流众多,“水”在楚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不可小觑。水患频繁加上生产生活中“水”的必需性,使得楚人对“水”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害怕畏惧它,又渴望征服利用它。无论是恐惧还是渴望征服,亦或是二者都有,楚人必当对“水”的性质、功能有了一定的掌握。只是受时代限制,当时的楚人上至王室下至平民对“水”的认知皆无法达到一个科学的层次。楚地巫风盛行,楚人又好信鬼神之说,他们幻想在这些浩荡河流中都住着水神,只有定期祭祀水神表示对水神的敬重才能阻止水患,过上平稳安定的生活,大量的考古文献也已证明战国时期的楚国有祭祀河流之风。因此,《太一生水》中“水”的独特地位以及屈原对水神的尊敬、水泽的向往应该都是受到楚文化的侵浸和影响。

三 《太一生水》和《天问》创作意图的区别

“建立一套形而上学并非老子的最终目的,他的真实意图乃是解决人的问题。”[1](p684)同样,《太一生水》和《天问》的创作也不是单纯为了探究宇宙而探究宇宙,自始至终,它们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只是关照的重点、层面不同而已。

《太一生水》第八简为残简,只余“君子知此之谓”六个字。但是,由“君子”一词我们能够窥探出该文已经从这开始由对宇宙生成的总论述转而投向了对人的关注。或者说,从第八简开始,《太一生水》的作者表明了该文真正的创作意图:不在于探究宇宙自然的奥秘,而在于解决人的问题。第八简“君子知此之谓……”,省略号表明该简的残缺部分。对于此处残缺,郭沂先生明确指出应补上“圣人”二字,“圣人”乃褒义词;李零先生虽未确切说明应当补什么,但也指出省略号里的应当是褒义词,且还应补充相对应的“不知者谓……”,省略号处当为贬义词。两位学者虽然对于残缺处的补充一个明朗一个模糊,但是大的方向是相同的,即“君子知此之谓”后跟的是褒义词。这句话的“之”字指代“太一”是万物之母,地位超然。也就是说,如果“君子”明白、清楚“太一”的身份、地位,那他的个人境界应当有所提升或者他会收获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至于第九简至第十四简也就是简文的第二章主要是对“天地”概念的具体解释以表明“天道贵弱”的思想。“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译文:天道以弱为贵,它削弱旺盛的事物来增益新生的事物。)“天”与“地”并不是等量相对的,“天”在它的西北部低而不足,在东南部高而强大;“地”在它的东南部薄而不足,在西北部却厚而强大。所以,“天”在西北部不足,在东南部就有余;“地”在东南部不足,在西北部就有余。“天”弱的地方有“地”弥补,“地”弱的地方则由“天”加强。“故事物相反相成,通而为一。此乃天地之道也。”[1](p144)“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依据“道”行事者,一定要托“天地”之名,这样才能既事业有成又不损害身体健康,圣人亦如是。所谓的托“天地”之名以“道”从事,实际上就是告诫人们做事时要顺应、遵循“天道贵弱”这个自然规律,明白过犹不及,知道以柔克刚。这条规律连“圣人”都认真遵从、严格执行。

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都表明《太一生水》在解决人的问题时所面对的对象不是整个人类,而是那些承认“太一”为最高创生者、以道从事的人。已经属于社会精英、比普通人优秀的“君子”、“圣人”如果明白这些规律,那他们还能够获得对自己更加有力的东西,变得更加优秀。

此外,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中,除了“天”与“地”是一对相对的事物,还有“神”和“明”、“阴”和“阳”等等。如果不是《太一生水》文本有残缺,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到作者由这些宇宙生成物出发,阐述更多、更丰富、更完整的解决人的问题的观点。

尽管屈原的宇宙观不如《太一生水》那一套严密的宇宙生成论,但在他的《天问》中也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天地”形状的省思。例如:“东南何亏?”[6](p80)(译文:东南方的对面为什么会塌下去一块?)“康回冯怒,墜何故以东南倾?”[6](p83)(译文:共工大怒,为什么会使大地向东南倾斜?)“东流不溢,孰知其故?”[6](p83)(译文:水向东流,为什么东方不会满溢?)关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情况,《淮南子·天文训》中以神话的方式解释道:“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9](p84)共工与颛顼争夺部落首领之位失败后,共工大怒一头撞向不周山,导致支撑天的柱子折断,系着地的绳子断裂。于是,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日月星辰都随之向西北方向移动了;地的东南角塌陷,江河积水带着泥沙都朝东南方向流去了。屈原显然不满意于这种神话的解释,因此提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反映了屈原对宇宙的大胆求索精神。然而,屈原此番的目的并非纯是探究宇宙。和《太一生水》一样,屈原对宇宙的追问也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

以《天问》为例。屈原著《天问》,问了许多关于宇宙自然的问题,较为笼统地表达了他的宇宙观,目的是为了突出当时楚人对宇宙天体的困惑之多、了解不深,以此为下文写楚人对万物主宰者——“天”明明疑问重重却还尊敬、崇拜作铺垫,由此提出对天命的质疑。《天问》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6](p87)到“易之以百两,卒无禄”[6](p97)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夏、商、周、以及春秋时期一些国家的神话、历史提出疑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亡更替。首先,启取代益成为君王,变禅让制为世袭制。按照天命,王位应当属于益,但最终却被启所得。启这是违背了天命,可他却并未受到天的惩罚。相反,夏朝的后代子孙繁衍昌盛。而且“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6](p87)以母亲的身体变为石头碎成裂片为代价而诞生的启祭祀上天,顺利得到了天乐《九辩》、《九歌》。天命厚爱启,尽管启从出生到夺得王位都带有深深的罪恶,他却依旧成为了天定的君主,开创了夏朝。可是,天命并没有一直眷顾着夏朝。在将天下授予夏一段时间后,又将之授予了商。可一段时间后,天命又将天下授予了西周。武王伐纣,使殷商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商周易代,文王、武王作为商的臣子而谋逆,却成功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商推翻夏,西周推翻商,显然是在否定天命。所谓的天命并不可靠,从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可以看出,楚人尊崇的天命不仅不能分辨是非,奖惩适当,而且还反复无常,天下始终是分分合合,王朝依然更替不断。

屈原借《天问》之问,对楚人一直深信不疑的天命表示怀疑,以为国家的兴衰在天命,而在人为。结合屈原的其它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离骚》,我们可以发现,在屈原看来,国家的兴盛长久是明君、贤臣行美政的结果。

我们一直说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的确,屈原的爱国意识在春秋战国——那个周王室衰微、诸侯称霸、战争频繁的时代是无人能及的。那段日子里,很多人对于“国”的意识是淡薄甚至是不屑的。现实主义作品《诗经》就有这种现象的反映:

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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