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 外文文献翻译 第一章 初唐和盛唐 七至八世纪间，中国诗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变化。在七世纪初期，诗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程式化的社交形式，主要创作于宫廷圈子里。到了八世纪末，诗歌虽然保留了社交功用，但同时还变成了一种包容多种目标的自觉艺术形式，为广大范围的中国文人所实践。在古代中国，诗歌从未被看成西方意义上的自足的“纯艺术”，它总是与具体事件联系在一起，与表现内在情性或持久的文化法则的诗歌观念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这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诗歌从一种次要的娱乐品转变成一种全面体现上述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价值观的艺术。 初唐宫廷诗严格限制诗歌的创作场合、主题、措词和结构。这是一种在写作过程中获得极大乐趣的诗歌，其质量根据符合既定判断标准的程度而定。不过，初唐诗的历史主要是这种诗歌旧世界被突破的历史，这一旧世界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攻击它的文章和诗人本身日益增加的个性。但是，重大的变化要迟至八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这就是盛唐的开始。 盛唐开始于对初唐的沉默反叛。没有宣言，没有对前一时代的指责；事实上，盛唐的第一代诗人甚至几乎无视初唐前辈的存在，宁可越过他们而回瞻更远的先辈。然而，反叛本是一种密切关联的形式，不管盛唐诗发生了多少变化，其来源是明摆着的：它沿袭了初唐的诗歌传统。盛唐的律诗源于初唐宫廷诗；盛唐的古风直接出自初唐诗人陈子昂和七世纪的对立诗论^[1]；盛唐的七言歌行保留了许多武后朝流行的七言歌行的主题、类型联系及修辞惯例^[2]；咏物主题的各种惯例，送别诗的习见忧伤，及山水旅行诗的形式结构，这一切都植根于初唐诗。 另一方面，在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唐风格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许多新的要素确实产生了。这些变化的性质部分是由对初唐诗歌的强烈不满决定的，尤其是对宫廷诗矫饰拘谨形式的不满。这种对宫廷诗人艺术的同样不满曾经是初唐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一对立冲力大部分被消耗于无效的论争上。 经过八世纪的开头几十年，这种对立的冲动找到了具体诗歌表达的新自由。如果说初唐诗人为规范所限制，那么盛唐诗人则向往突破规范——包括文体方面的惯例和主题方面的狂士风度。如果宫廷信仰贵族社会及其氛围，盛唐诗人就会把兴趣转向下层社会及其生活，在他们身上发现真正的高贵精神。如果宫廷诗人骄傲地坚持矫揉造作的形式，盛唐诗人会喜欢朴素和直率。如果初唐诗人蔑视新奇的隐喻表达和巧妙结撰的文体，那么唐朝诗人就喜欢它们。如果初唐诗人认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社交现象，那么盛唐诗人就被个人价值观和隐逸主题所吸引，甚至在社交诗歌中也是如此。 盛唐诗人从对立冲力中寻获的解放既不持久也不普遍，但这一冲力有助于说明盛唐诗中采取的复杂的、经常是矛盾的方向。特别是在盛唐的头几十年，新的诗歌被统一于对初唐的否定联系；复古观念的严肃说教和对流行歌谣的兴趣（为复古所厌弃），可以肩并肩地反对宫廷诗的贵族规范。最好的盛唐诗人掌握了宫廷诗人的全部技巧范围（宫廷诗是一种包括了相当大范围的复杂技巧），但他们还能够忽略或矫正这种技巧的细节，产生出一种宫廷诗人所未有过的完美技巧和控制力。 与诗歌形式、主题及观念的变化相应，诗歌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初唐，诗歌创作的中心是在宫廷和王府。在七世纪前半叶，诗人们往往是南朝旧文学家族的成员，在文学训练上有着突出的延续性，在认可的实践上有着明显的保守性。王室成员及其宠贵支持着这一传统，诗人们要想获得赏识和提升，就要依靠他们。 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一系列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形势。在680年，诗歌写作被引入了进士考试。^[3]进士考试的目标特别在于接受非出身于京城大家族的士人，使他们成为政府官员的候选者。那些大家族拥有各种特权，得以确保其权势及对中央政府的参与延续不绝。虽然他们也广泛地利用了进士考试，但进士考试被认为主要是向寒族和大家族的远支开放的道路，使他们得以进入中央政府。进士考试引进诗歌的举措，强烈地诱发起对于诗歌技巧的广泛兴趣。 经由进士考试，加上他们自己的放纵作风，武后和她的几个佞臣提供了一些出身较为寒微的诗人。其中的两位诗人张说和张九龄成为玄宗朝的宰相，他们继续扶持出身寒族的诗人。随着宫廷旧文学家让出了批评鉴赏及伴随的扶持特权，新的、较不严格的评价标准被应用于诗歌。在开元时期（713-741）出名的诗人大多得到过张说或张九龄的扶持，而这两位宰相的出色评判对盛唐风格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玄宗于722年发布的诏令给予旧的诗歌社会秩序以最后的致命打击。这一诏令禁止诸王的大量宾客，从而结束了宫廷诗的一个重要支持根源，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所有这些新条件不仅改变了产生诗人的社会阶层，而且改变了大部分诗歌的写作背景。 盛唐诗从初唐诗的贵族世界中脱离出来，最明显地体现在五个方面：

1. 贬谪诗的传统

探索唐诗的性质和发展，不能不注意它与场合的联系。在现代西方，诗歌并未被看成是与多彩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个人活动或社会活动，而是被看成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也就是“诗人的工作”。少数唐代诗人，诸如李白和李贺，与诗歌的这种职业定义遥相呼应，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乐府诗一类的非应景形式。但是大多数唐代诗人以很不相同的眼光来看待诗歌艺术：它是文人在某个处境或某个场合的活动。这意味着如果缺乏习惯上与诗歌相联系的起兴场合，诗人通常就不作诗。这种场合可以是社会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一个事件，也可以是一种内在情绪，但诗歌被认为是对于某种外于和先于诗歌世界的生活场景的反应。西方传统上的自由文人在这里是不相容的；虽然杜甫渴求后世的声名，但他并不能坐下来，像弥尔顿和济慈那样写“英国史诗”那样写“伟大的中国抒情诗”。在稍后的朝代里，可以写入诗歌的场合变得十分广泛，涉及大部分生活范围；但是在南朝和初唐，诗歌的合法场合受到严格的限制，大部分属于官场和社交的环境。然而，其中却有一种场合要求激烈的个人诗，允许违反和抛弃宫廷诗要求的规范，这就是贬谪的场合。 贬谪诗的作者可能还在京城，但他们却希望诗人在这一类诗中写出京城里不能写的内容：诗人的伦理价值观，他的怀疑，他所遭受的强烈痛苦，以及他对仕宦的悔恨。从王勃、卢照邻的四川之逐，到宋之问、沈佺期的南荒之贬，再到王维在八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的谪宦，贬谪诗为培养个人诗所作的贡献超出了其他任何题材的诗歌，正是这类个人诗发展成为盛唐优秀的个人抒情诗。无论是否遭受过贬谪，盛唐诗人们都承袭了贬谪诗的传统，抒写自己内心的激情，正是从这一传统中产生了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个人诗——杜甫的晚年诗。

1. 隐逸与陶潜的复兴

当八世纪的诗人从诗歌历史中寻找在价值观上与宫廷诗对立的作家时，他们发现田园诗人陶潜（365-427）的文学天赋和诗歌个性完全符合这一要求。陶潜的朴素语言与宫廷诗人的雕琢和雅致相对立；他的反叛性自由与宫廷诗人的卑躬顺从相对立；他强调诗歌创作纯是为了个人愉悦，正可以用来替代宫廷诗的为社交需要而作诗。陶潜是自由诗人和个性诗人的完美模式。 大多数盛唐诗人或者在官府任职，或者希望进入仕途，许多著名诗人表达出的对仕宦的厌弃并不真切，当诱人的就职机会出现时，他们几乎不会有放弃的实际行动。而那些决定诗歌声誉的读者也主要由朝廷官员组成。由于大多数高度文明的社会所共有的复杂原因，这些诗人和读者为仕宦的对立面、隐士主题及自然超俗的行为所吸引。陶潜为一种能够超越表现社会一致性的诗歌提供了模式（虽然对一致的否定中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一致性）。尽管被重新阐释，甚至经常被误解，陶潜仍然成为整整一代诗人的崇拜对象。人们在诗中赞美他，沿用他的主题，化用他的诗句，到处都可见到他那鲜明的风格特征。在所有取自文学传统的模式中，陶潜的模式最有力、最持久地取代了宫廷诗。

1. 日常应景诗

社交场合的礼节十分繁缛。当重臣张说离京赴边任职时，玄宗为他举办了送别宴，此时所要求的诗歌风格，与孟浩然在襄阳送别朋友时所作的诗是极不相同的。即使在初唐，场合越不正规，诗人越能自由地修正宫廷诗的规则。到了八世纪二三十年代，日常应景诗已经成为标准。其原因与宫廷应景诗的减少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地位相近的朋友间诗歌交换的传播。许多诗人将永远不会被邀请在宫廷游览中作诗；虽然呈献权贵的诗要求一定礼节，但上官婉儿一类宫廷裁判的拘谨审美标准已不再被用在这类诗中。 日常应景诗从宫廷标准的解放仅是相对的，它的根仍然深植于宫廷诗歌。日常应景诗通常以律诗写成，这一诗体的独特措词、结构惯例及严谨技巧都发展自宫廷诗。盛唐的日常应景诗往往能够在新时代的直接表达和律诗的形式约束之间获得出色的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并不是任何个别诗人的有意创造，而是发生于整个时期的文学史演变的额产物。它是一种通用的模式，使得许多不起眼的普通诗人写出了引人注目的选诗作品。 虽然格律诗是日常应景诗的正规诗体，其他诗体也被采用。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中，特别是在干谒诗中，一种十分讲究修饰的“古诗”被认为是合适的，并往往仿效《文选》中应景诗的模式。到了八世纪中叶，甚至连七言歌行也被用在一些日常应景场合。在八世纪前半叶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将特定诗体与特定题材或场合结合在一起的严格规范有了很大的松动，他们变成仅是一般准则，不再是诗歌评判的必要条件。

1. 古风

与复古相联系的诗歌保留了与宫廷诗法相对立的最公开的形式。复古观念在前三世纪中逐渐形成力量。它主要是从伦理基础上反对当代文学，但复古作品也逐渐获得了自己的美学吸引力。各种形式的复古诗不但避免了宫廷诗的修辞技巧，其特殊风格也无言地反抗了宫廷诗法，后来又反抗了京城诗法。复古诗包含了广阔的、各不相同的风格范围——从说教诗，到讲究修饰的时事讽喻诗，再到有意识地运用“散文化”的古语以追求古典散文的权威。但是，最普遍的盛唐复古风格经常被称为“古风”。虽然这一术语本身在八世纪的运用并不一致，我们仍然统一用它来指称大致以汉末、魏、晋时期的诗歌模式风格。陈子昂的《感遇》是初唐文风实践的最高代表。在盛唐，古风减少了论争联系，变成许多诗体中的一种。大多数盛唐诗人的集子中都收有古风，但不再有人像陈子昂那样使古风成为诗歌作品的中心。古风的伦理权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居先位置，使得它通常被摆在集子的卷首，如李白明确地以《古风》命题的一组诗。 古风有自己的主题、措词特色及特定模式联系。真正的隐喻和寓言在古风中应用得最普遍，并与所有复古形式所包含的严肃道德意义联系在一起。古风与魏代诗人阮籍的《咏怀》的关系，使它特别适合表达隐晦的时事批评，成为一种表现有危险的社会政治感受和观点的工具。不过，大部分古风都不是时事诗，尽管它的风格温雅古朴，它还被用来抒发强烈的感情及表现哲理的沉思，这两者都脱离了特定场合。 5、乐府 在初唐，乐府（以乐府旧题写的诗）被局限在陈旧主题的非常有限的范围里：弃妇、边塞士兵、游侠，以及其他几种陈旧环境下的传统角色。虽然大部分乐府可以溯源至民歌，初唐的乐府却成为最刻板做作的诗歌形式之一。整个八世纪前半叶，许多诗人继续以初唐风格写乐府，但经常运用富于创造性的技巧，比他们的七世纪前辈要高明得多。与应景诗方面的变化一样，乐府对于宫廷诗修辞的矫正，在情绪充溢的场景与诗歌巧匠的独创眼光之间，产生一种动人的张力。 与乐府有密切联系的七言歌行（有时用乐府题，有时不用）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十分流行。这些歌行通常是优美动人的抒情长篇，与短暂无常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形式还允许驰骋虚构想象，其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诗体。这种不羁的幻想十分适合想象诗人的特性，故诗人和读者双方都倾向于在这类诗中看到独特的性格类型。在八世纪初，这类歌行中最常见的角色是蔑视社会礼俗、放任不羁的贵族公子，而歌行的形式也与放任行为、自由精神相联系。李白正是运用歌行的这种想象自由及所包含的诗人的精神自由，获得了其歌行作品的声誉。到了八世纪中叶，七言歌行的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可以容纳咏物诗、叙事诗及应景诗， 除了那些较旧的乐府、歌行形式被改造成盛唐诗歌的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外，乐府还开辟了与初唐传统无关的两个新方向。首先，在八世纪初，中国抒情诗被用来与从中亚传入的音乐相配，乐府也增加了各种新调名（在古题中，一些曲调还存留，其他可能已不存）。其次，乐府也经常尝试运用古题捕捉流行歌谣的风味，文人再创造的征夫谣、酒歌、船夫谣、情歌等都采用了这一形式。 最后，由于乐府源于一种包含社会批评的汉代诗歌形式，它又和复古联系在一起。到了八世纪中叶，以杜甫为突出代表的一些诗人，试图恢复原始状态的乐府的朴拙风格，以及他们从中发现的改革目标。虽然杜甫有几首著名的诗代表了这种乐府样式，它在盛唐还仅是涓涓细流，要到中唐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才最后汇成江河。 外文文献出处：宇文所安：《盛唐诗》，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第11页

1. 1.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2页-第21页 ↑
   2.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44页-第2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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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 外文文献原文 First chapter :Early Tang and High Tang During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major and fundamental changesoccurred in Chinese poetry (shih #). In the early seventh century, poetrywas primarily a stylized form of social discourse practiced mainly in courtcircles. By the end of the cighth century, poetry, while retaining its func-tion as social discourse, had also become a conscious art form serving avariety of ends and practiced by a wide range of literate Chinese. Neverin traditional China was poetry an autotelic "pure art" in the Westernsense: it was bound both to occasion and to concepts of poetry as the ex-pression of inner nature or as a vehicle for the enduring principles of thecivilization B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se two centuries, poetry was trans-formed from a minor diversion to an art that fully embodied these private,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The court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rigidly circumscribed the occasions for composition, the topics, the di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poetry.It was a poetry to be enjoyed most at the time of composition, and itsquality depended on the fulfillment of clear standards of judgment. Butthe history of Early T ang poetry is primarily a history of the breakdownof that old world of poctry, which was thrcatcncd both by prose polemicsagainst it and by an increasing individuality in the poets themselves. Majorchanges, however, awaited the second and third decades of the eighthcentury, the beginning of the High Tang. The High Tang began in mute rebellion against the Early Tang.There were no manifestos, no denunciations of the preceding age; in fact,the first generation of High Tang poets rarely acknowledged even theexistence of their Early Tang predecessors, preferring to look past them tomore remote ancestors. Rebellion is a form of close relationship, however,and despite all the changes in High Tang poetry, its paternity is unmis-takable: its poetic tradition was that of the Early Tang. High Tang regu-lated verse (lü-shih ##) had its origins in Early Tang court poetry; theHigh Tang ku-feng t m came directly from the Early Tang poet ChenTzu-ang R f 3 and the opposition poetics of the seventh century.1 Theheptasyllabic songs of the High Tang retained many of the topics, modalassociations, and conventions of diction of the heptasyllabic songs popularin Empress Wus reign.? The conventions of a yungwu 390 topic (anobject or phenomenon. the common consolations in parting poems,and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a journey through a landscapc all had theirroots i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decades of the eighthcentury, the Early Tang style was radically modified, and genuinely ncwelements were introduced. The nature of these changes was in part deter-mined by a deep dissatisfaction with Early Tang poetry, particularly withthe constricting formality of court poetry. The same dissatisfaction withthe court poets art had been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Early Tang itself,but the antithetical impulse had largely been lost in sterile polemics. Through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eighth century, this antithetical impulse found a new freedom of concrete poetic expression. If the EarlyTang poet was bound by decorum, the High Tang poet was fascinatedby the lack of decorum - both in stylistic convention and thematically inthe exaggerated gestures of the eccentric. If the court poct was committedto aristocratic society and its ambience, the High Tang poet turned hisinterest to lower social types and their life, finding in them a true aristoc-racy of the spirit. If the court poet proudly held to mannered formality,the High Tang poet would love what was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Ifthe Early Tang poet disdained the showiness of bold metaphors and sty-listic tours de force, then the High Tang poet delighted in them. If theEarly Tang poet 5aw poetry as essentially a social phenomenon, then theHigh Tang poet was drawn to private values and themes of reclusion,even in 5ocial poetry. The liberation that High T ang poets found in the antithetical impulsewas neither constant nor universal, but that impulse helps to explain themultiple, often contradictory directions that High Tang poetry took,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High Tang, the new poetry was unifiedby its negative relationship to the Early T ang: the stern moralizing of theJhuku sentiment (pp 891 and an interest in popular songs (anathema tofu-ku) could stand side by side as gestures against the aristocratic decorumof court poetry. The best High Tang poets possessed the full technicalrange of the court poet and court poetry was a complex craft with considerable range- but High Tang poets were also able to ignore or modifydetails of that craft, producing a virtuosity and control that no court poetpossessed. Parallel to the changes in forms, themes, and the conception of poetry,a profound change tok placc in the social basis of poetry. During theEarly Tang the center of poetic composition had been the imperial courtand the lesser courts of imperial princes and princess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cventh century, poets were often members of the old literaryfamili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re was a strong continuity inpoetic training as well as a conservatism in approved practice. This tradition was supported by members of the royal farmily and their favorites, onwhom poets depended for appreciation and advancement. During the late seventh and early eighth centuries, a series of eventschanged the situation dramatically. In 68o poetic composi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hinshih examination.- The chinshih examination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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