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字数：16230字

摘 要

民初，军阀混战，政坛派系林立，政局纷纭变幻，政府更迭频繁，内阁更是如走马灯似的变换，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在北京政坛上却存在着一个十分独特，但又十分常见的现象，即以颜惠庆、顾维钧为首的一批职业外交官成为北京政坛的常青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其中客观因素有社会大背景的客观需要、外交近代化的必然需要、军阀和政客的政治需要、民众舆论的政治需要以及外国在华势力的政治需要。主观因素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对共和政体的期待、“超然”的政治态度、权力的侵蚀等。

关键词：外交系，北京政坛，原因分析

Abstract：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the confused fighting between the warlords, the political changing situation, frequent changes of government, the cabinet is also changing as the magic lamp , it’s can be called "as each one leaves, anther takes the stage". But in Beijing politics has a very unique, but very common phenomenon , a group of occupation diplomats headed by Yan Huiqing, Gu Weijun become the evergreen tree of Beijing politics.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both objective factors and subjective factors, the object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need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objective need of diplomatic modernization, the warlords and politicians’ need to public opinion, the political need of politics and foreign force in China. The subjective factors are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 drive of Republican expectation, the "detached" political attitude, and the ambition for power and position.

Keywords: The faction of diplomacy, Beijing politics, Cause analysis

目 录

一、 综述 3

二、 “外交系”长期屹立于北京政坛的客观原因 5

（一） 民初的社会大背景 5

（二） 外交的近代化 6

（三） 国内军阀、政客的政治需要 7

（四） 民众舆论的政治要求 8

（五） 外国在华势力的政治需要 9

三、 “外交系”长期屹立于北京政坛的主观原因 11

（一） 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 11

（二） 对共和体制的期待 12

（三） “超然”的政治态度 13

（四） 权力的日益侵蚀 14

结语 16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9

一、 综述

“外交系”是指20世纪20年代当时舆论界和政界对于活跃于北京政坛上的一批职业外交官的称呼。^[1]当时舆论和政界所认为的“外交系”成员主要是颜惠庆(1922年6月至7月署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王宠惠（在颜内阁中担任司法总长，随后代理并署理国务总理）、顾维钧（在王阁中当任外交总长）、王正廷（并未加入颜阁、王阁，但在外交界拥有很大的声望）、罗文干（在王阁中担任财政部长）、施肇基（1923年暂时回国后与其他人关系较为紧密）。由于这些人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以及精湛的外交技术，在当时北京政坛派系纷争的背景下，因而被时人认为是一个政治派系。其中重点是担任外交总长时间较长的颜惠庆、顾维钧。民初，军阀混战、政坛派系林立，政局纷纭变幻，政府更迭频繁，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变换，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在北京政坛却上存在一个十分独特，但又十分常见的现象，即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一批拥有近代外交知识、通晓国际法律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后，以自己的专业外交素质进入外交界，成为北洋政府主持对外交涉的核心人物，并且由外交界涉入政界，成为北京政坛的“常青树”。

(1)外交官个体研究

学界对于这批职业外交官的研究重点是外交官的个体特征，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很多。著作主要有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外交官丛书”，包括金光耀《顾维钧传》、陈雁《颜惠庆传》、石建国《陆征祥传》、完颜绍元《王正廷传》，以及之后陆续出版的专著《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顾维钧与中国外交》、《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生涯片段》、《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外交官个体。当然外交官自身的日记、回忆录等，也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例如：《颜惠庆日记》、《顾维钧回忆录》等等。而对于外交官个体的研究论文更是丰富，主要论述的重点人物是顾维钧、颜惠庆、陆征祥、王正廷等,论述面十分广泛。

（2）外交官群体研究

而对于外交官群体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于外交官职业化、人事制度体系、教育背景、外交思想等方面。石源华首先指出要重新评价这批职业外交官的历史作用，他在《重塑民国职业外交家的群体形象——lt;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gt;编辑手记》中指出其是新时代的产物与近代文化交流的结晶。岳谦厚在其专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中，详尽地为我们阐述了民国外交人事制度体制的嬗变，以此来分析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发展脉络。此后，学者又分析了这些职业外交官的学历背景，比如：岳谦厚的《民国外交官学历背景之量化分析》、曹倩琴的《清末民初外交官群体素质比较——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探析》以及石源华的《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主要强调这些外交官的留学生身份。之后，学术界出现将这批职业外交官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在民国初年崛起的原因，主要有岳谦厚的《近代外交失败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的勃兴》、邓思敏的《民初职业外交家群体崛起的原因》，指出其崛起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局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外交官群体自身优势。最后，近期以金光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外交系”来代指这批职业外交官，将研究的重点由传统的外交领域延伸到政治层面，主要分析了这批职业外交官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行为。代表作有金光耀的《外交系初探》、马建标的《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罗毅的《北洋体系衰弱下外交系在民国政坛的崛起》和《好政府主义·好人政府·外交系—1920 年代初北京政治生态一瞥》。

由此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将职业外交官这一群体的出现与当时北京政坛复杂的内外形势相联系这一方面论述的并不充分。这一批职业外交官极大地影响了民初的对外交涉^[2]，而且同时他们对于民初的政治局势也起着一定的影响。这批职业外交官，在派系林立、风云变幻的北京政坛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指外交总长^[3]这个职务），并且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人都曾一次或数次代理或署理国务总理，甚至还摄行总统职权^[4]，成为北京政坛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种由外交官代行国家元首的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政治史上都是少见的现象，但是在北京政府时期却是十分普通的。但是关于职业外交官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可以长期屹立于动荡的北京政坛的分析并不充分、系统，本文认为，“外交系”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保持屹立不倒，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二、 “外交系”长期屹立于北京政坛的客观原因

（一） 民初的社会大背景

民初，中国政治混乱，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际地位卑微、处处被制约、牵制，这段历史常常被称为“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追忆民初社会状况时说道：“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1]唐德刚也这么形容民初社会：“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 ^[2]但这一时期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明显特征。 ^[3]民国时期是中国文人文化继春秋时期的又一个鼎盛时期，中国思想界高度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国世人深感于晚清国家之衰微，社会精英们积极入仕，希望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一时期，民国外交界、政界群星璀璨，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他们为收回晚清以来中国丧失的国家主权而不懈努力。^[5]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民国初年的中国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绘的一样：“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能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可能进入地狱。” ^[4]一方面，中国社会黑暗一片，国际地位衰微，外交官痛恨这样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这又给外交官提供了一个发挥其专业特长的最好的舞台。这就使当时外交官活动的社会大背景，也恰恰是北京政坛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职业外交官的黄金时期。

（二） 外交的近代化

关于北洋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方面，学术界论述的比较充分，学术论文有：陈桂杰《北洋政府的外交现代化研究》、易中梅《民初外交部研究（1912—1916）》、刘兰昌《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曹倩琴《清末民初外交机构的演变——析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杨红林《清末民初外交制度的嬗变及其影响》、徐婷《巴黎和会与中国近代外交的伟大转折》等等。一般认为，中国外交制度的变更始于清末，而近代外交制度的最后奠定则在民国初年。民国创立，中国的外交体制发生深刻变化，清末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改变为外交部，中国近代化外交在北京政府时期逐渐成型和完善，其中陆征祥功不可没，他是民初中国外交制度改革的领袖人物。他将西方国家外交领域中的现行体制运用到了外交部：于1912年10月颁布了《外交部官制》，作为新的外交部组织法；改驻外使领馆为专业机构；确立了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的各自具有的权力与义务；由外交部总理一切外交事务，改变原本的双重授命制，使外交事务权集中于中央。正是陆征祥的改革，使得焕然一新的民国外交体制的得以建立。他打破民国初年由重臣保荐外交官员的惯例，将那些不具备专业外交素质，不懂对外交涉的人剔除出外交部，革除中国外交界根深蒂固的陋习，提高了外交工作的时效性，使得外交部成为北洋政府各部门中行政效率和职业化程度以及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部门之一，极大地吸引了那些当时还是海外留学生的职业外交家的关注。于是这批拥有近代外交知识、通晓国际法律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后纷纷来到外交部任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外交人员的专业素质，并形成了一支职业外交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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