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 城市历史研究背景 4

2.1概述 4

2.2历史沿革 5

2.2.1夏商时期——设“盘龙城”,发展聚落文化 5

2.2.2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发展楚文化 5

2.2.3明清时期——水陆交通枢纽，“天下四聚”之一 6

2.2.4民国时期——武昌首义文化 7

2.2.5建国之后——旧城改造中经济利益与历史记忆的两难 8

3 周边历史文化街区分析研究 9

3.1周边历史文化建筑分析——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9

3.2周边历史文化建筑分析——中共五大纪念馆 9

3.3周边历史文化建筑分析——文华书院 10

3.4周边历史文化建筑分析——昙华林基督教崇真堂 10

3.5周边历史文化建筑分析——花园山牧师楼 11

4 上位规划研究 12

4.1《保护规划》编制背景 12

4.2主城区保护层级 12

4.3历史城区（旧城风貌区）详细保护措施 13

4.3.1旧城风貌区划分 13

4.3.2历史城区（旧城风貌区）详细保护措施. 13

4.3.3历史城区（旧城风貌区）层级保护内容 13

5 相关案例调研 15

5.1 成都宽窄巷子 15

5.2 首尔北村韩屋村 15

5.3 新加坡远东坊 16

6 项目原址总体情况 17

7 设计依据 18

8 概念设计 19

8.1概念定位 19

8.2功能设计 19

8.3流线设计 19

8.4空间设计 19

9 结束语 20

1 摘要

通过对武汉城市历史的背景分析与调查、基地现状调研、周边历史文化街区的分析与研究、国内外相关案例调研，充分了解城市更新设计的概念与意义，重点分析了古城历史城区的格局与建筑特色，对基地现状与周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充分的调研，从而清晰的把握武昌古城楚材片区历史地段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并发掘武昌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及其历史文化名城的现实应用意义，从而对其中一块片区进行更新设计。

关键字：更新 特色 文化

2 城市历史研究背景

2.1概述

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之中，正面临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全球化使地域文化形态不断消亡，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又以各种遗产保护方式呈现在公众的面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正在向单一化滑进，其民族、地方、传统特色正在逐渐为“全球模式”所替代。

随着现代城市发展与更新，尤其是老城改造，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原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筑和历史建筑等。然而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了大量城市文化信息，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并保存下来，具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性，对复兴城市文化具有极大现实意义。

武汉三镇鼎立，有着“江城”的别称。武汉文化之大气、厚重，历来为世人瞩目，蕴含着盘龙文化、荆楚文化、黄鹤文化、东湖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优秀文化。武汉历史悠久，经考古发掘，已发现少许旧石器时代文化和100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属屈家岭文化），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聚集生息。市郊黄陂县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宫城，也是迄今我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氏古城。自汉以后经南北朝至元、明，武汉成为我国水陆交通枢纽，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并享有“九省通衢”美誉。

清末洋务运动，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经济地位成为我国内地重要的经济中心而蜚声中外，清末开埠和洋务运动开启武汉现代化进程，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民国设汉口市（1926年10月）、武昌市（1926年12月），1927年1月合为武汉市，两年后又分治。1949年5月16日武汉迎来新生，解放后定名为武汉市。

1986年，武汉市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开开始了历史文化保护区及相关研究。2003年，武汉市出台《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继而制定了《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13年）和《武汉市主城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体系规划》（2013）。

本次设计基于武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利用，重新审视武汉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进一步挖掘历史建筑、保护建筑以及涵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内涵，把握好武汉城市文脉和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2.2历史沿革

2.2.1夏商时期——设“盘龙城”,发展聚落文化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处在盘龙湖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水 ，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 ，也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 。

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南土行都，是供商王巡守南方、处理南土事务的驻跸之所。商朝（前12世纪）第23代王武丁四处征伐，亲率大将望乘在盘龙城遗址一带大战，打下一个中兴王朝。武丁之后，商朝盛世一去不返，盘龙城里的人再也抵挡不住南方各邦的扰袭。他们不得不踏上返乡之路，一路弃城，一路荒凉。这座存在200余年的商王之城，自此没入历史的尘埃 。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鬲与商文化系统同类器有较大区别，可见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楚文化因素，是江汉土著居民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因素 。

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黄陂《张氏家谱》记载：“宋元鼎革之际，吾祖德一携弟国四，由江右饶州余干迁徙楚黄陂，落住陂南盘龙城。”

2.2.2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发展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武汉位于楚国境内，以荆山为据点，武汉成为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楚文化也是武汉的代表文化之一。

战国时期楚国雕刻艺术极有特色，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其中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礼制，是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余墓葬与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对简陋，楚风渐淡。

楚人尊凤崇凤，以凤凰为图腾。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

2.2.3明清时期——水陆交通枢纽，“天下四聚”之一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到万历年间，因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 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

至汉口开埠（bù）初期，其城市已形成“天下四聚”的格局。《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汉口开埠带来了新的社会变迁，但在开埠初期，汉口华洋两界的隔阂不仅是社会制度上的，同时也是空间与文化上的，这一系列隔阂同时也反映在汉口华洋两界的街道界面上。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得至1889年张之洞赴汉口进行新政前，汉口老城区的城市及街道界面形态保持基本稳定。汉口老城因汉水改道自然生长而来，因商贸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同时又以水运为依托。独特的城市性质形成了其独特的城市街道网络形态，同时也造就是其独特的街道界面形态。总体上讲晚清的汉口街道由几条大体平行于河道的主街和众多与江面垂直的街巷组成。

汉口华界的街道尺度普遍较窄，宽窄不一，街巷多为条石路或土路，其中平行于江面的主街相对较宽，但最宽也不过6米，而堤街、夹街的宽度均未超过4米100。汉正街是老城区中最长的街道之一，“此街西段窄，仅宽2.3~3.5米，武胜路以下较宽达5~6米。“其它街道相较于主街大多更为狭窄。汉口高度发达的商贸带来了高密密集的人口，因此也使得此处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房屋密集，鳞次栉比，犬牙交错，构成了汉口华界的街景。店铺和市坊是构成汉口街道界面的主要建筑形式，其建筑层数一般为1~2层，一般不大于3层，大小与价值均介于正街上那些大批发商店与城市边缘摇摇欲坠的棚屋之间的、坚固的木结构店铺，构成了大部分汉口街巷的主要景观。由此可知，晚清汉口典型的街道界面形态呈现出高密度，凹凸错落的形态。而垂直于江面的纵街更强调更强调至江面的通达性，街道界面密度更高，沿街界面相对横街更平直。

1861年汉口开埠，英租界设立后，在《汉口租界条款》中明令禁止商民在租界内建造房屋，并限制中国民众在租界内的通行。以英国为首的近代殖民体系迅速在汉口租界区建立起来。

英租界的设立在汉口开启了严格的街区建设模式，用地被划分为若干个街区（block），以方格网规划为主并契合沿江贸易的规划布局使其街道网络划分为近似格网的菱形，平行于江面的横街与垂直于江面的纵街呈近似72°的交角，沿街敷设市政设施。建筑大多占用临街地段，层数多在5~6层之间，内部形成适当院落满足功能需求，沿街建筑被严格控制在建筑控制线之内。

总体来讲，英租界的建立开启了汉口先有道路建设，后沿街盖房的现代规划进程，街区与街道建设都被严格的规划条文所限制。其街区布局既有西方传统的格网规划，又与依靠水运为主的商品倾销与殖民掠夺相适应。这一时期的租界街道尺度适宜，相较华界更为宽阔，路面平整，街道界面形态整齐平直，相对均质，街道界面密度适中，给人的空间感受较为舒适。

2.2.4民国时期——武昌首义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进一步加剧，德、法、俄、日在汉口相继设立了“国中之国”的租界，扩大在中国内陆的不平等权益。1911 年 10 月 9 日，革命党人孙武于汉口俄租界宝善堂召集人手制作炸弹，不慎引爆，自己被炸伤，引来俄国巡捕，起义的消息败露，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消息败露后清政府在全城对革命党人进行搜捕，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被捕并从容就义。湖广总督瑞澂得知消息后开始对革命党人进行全城封闭搜捕，革命的形式迫在眉睫。

1911年10月10日晚，面对紧急的情况，革命党人代表熊秉坤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枪声快速密集。楚望台的革命党人闻枪声而至，开始响应，并迅速占领了军械库，将大批枪械分发给革命军。各路军民蓄势而发，很快占领了凤凰山与蛇山等要塞，并向总督府进军，武昌城内的枪炮声接连不断。经过连番征战，至11日天亮时，武昌中和门与警钟楼处已插上胜利的旗帜，宣告了武昌的光复。革命军顺势而而起，势如破竹，于13日将汉口光复。

从民国成立到1938 年武汉沦陷，是近代汉口城市建设盛期。在此期间，民间的自建与商民的捐助使得汉口华界区于辛亥革命时期烧毁的街市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街巷格局因土地产权、资金等原因依然遵照旧有模式，凹凸错落的传统街道在汉口老城中依然占据着主导主位。民国成立后，随着思想的开化及西方规划与建设理念的引入，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造与更新的尝试。虽然多数方案因种种原因难以付诸实践，但仍然取得了可观的建设成果，如后城马路及沿线和汉口“模范区”的建设，在华界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区域内尺度适宜，整齐有序的街道逐步影响着汉口的市容。而在租界内，随着华洋贸易的发展，大量外商在汉投资，及一战后租界陆续回收，民族资本家投资的加大，租界的开发与建设势头迅猛。各租界在建设当中纷纷引入近代先进的技术、规划与建筑思潮、本国文化及已有的管理经验进行建设。各租界内的街道空间与街道界面形态既有共性又有微差，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随着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在汉进行日伪统制及之后的战乱，使得汉口的城市建设走向衰退。

2.2.5建国之后——旧城改造中经济利益与历史记忆的两难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武汉更处在城市化进程的高峰中。资本的大量涌入与土地的稀缺性使得旧城改造与更新日益火热，武汉亦被推上了城市改造与更新的大潮中。在重效率、求效益的工业化大生产中，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武汉亦面临着“千城一面”的危机。

老城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新老建筑的拆与留，改与建亦使得其街道界面形态更为多元化，同时也反映出种种问题。未被旧城改造涉及的区域，当代人对现代生活的需求与传统的建筑与街道格局存在矛盾重重。如在住居民对阳光、用电、停车、商业等需求使他们在原本凹凸不齐的街道空间中进行“适应性”改造，街道界面形态，更显错落无序。而以汉正街为主的改建区，原始凹凸变化的街道界面形态在旧城改造后被强势取直，代表性的街市商业被转移到大型商场中，空间氛围由外向朝内向转变。加之沿街空间大量被机动车占据后，街道活力难以集聚。

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但在地产开发主导下，重经济利益，忽视历史文脉与公共空间活力，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使得武汉多元的街区肌理与街道界面形态日益趋同。正如学界泰斗吴良镛先生所述“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对它的整治与改造应顺应原有的城市肌理，创造适应今日的生活环境，千万不可粗暴地大拆大改，否则城市失去了史迹，犹如人失去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