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开题报告

 2020-02-18 07:02

1. 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一)乡村振兴战略势不可挡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农业农村农民的管理创新与发展创新是可预见的,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2017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社员网模式。社员网同各大县域合作,以“互联网 精准扶贫 农产品上行”为切入点,依托社员网业内领先的农产品电商和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卖货提供交易平台,为县域扶贫提供决策支持,为农民提供多种类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帮助具备条件的新农主体发展电商,走线上线下结合、创新农业经营之路,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互联网 农业”的践行。在这一创新发展模式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媒体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二)新媒体发展快、应用广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分值为5.6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成为全球进步最快的十个国家之一。数字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成为引领“数字中国”的重要力量。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我国强调应利用微传播、微外交等新途径、新方式提升我国软实力。

2018年春节,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10亿大关。截至 2017年12月,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增至3.92亿,相比2016年底增长7900万。2017年,微博实现总营收77.13亿元,76%的增速创上市以来新高,其中广告收入为66.82亿元,同比大增75%。今日头条凭借新闻客户端、短视频、知识付费产品等形成组合产品链,发展势头强劲。根据艾媒咨询数据,2017年中国社交零售用户规模达2.23亿人,较2016年增长46.7%,预计2020年用户规模增至5.73亿人。拼多多、小红书、有赞、云集等社交电商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电商获取流量难的问题,通过充分挖掘用户个体和社群价值,以信任和人脉为核心有效进行商品和平台推广。社交电商催生了新零售,充分发挥了社交化这一新媒体产品的核心功能。借助小程序等社交媒体平台,以“社交电商”为代表的社交化产品将不断发展。

在国家倡导“互联网 政务服务”、政务资源互通共享后,可以预见全国政务新媒体功能将会更加完善,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将会被逐渐打通,人们网上办事将会更加便利。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4.85亿,占总体网民的62.9%,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城市服务平台获得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为44.0%。根据《2017政务指数#8226;微博影响力报告》数据,截至2017年底,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3569个。其中政务机构官方微博134827个,公务人员微博38742个。中国政务新媒体通过实行统筹协调机制、实施一站式服务、加快信息互联互通等举措,不断加强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三)新媒体对管理的影响

1、提高了管理效率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管理中的应用,对传统的管理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提出了性的挑战。新媒体与管理相遇,在智能技术与科学手段的双重作用下,减少了传统管理模式下很多繁杂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一劳永逸”成为可能,大大提升了管理工作效率。

2、加深了管理深度

新媒体应用于管理,利用其信息传播广、信息类型多样化、信息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优势,有助于管理活动更加细节化,更多样、更详细、更深入的了解与掌握管理范围内、管理对象、管理事务的信息。信息是管理的基础,将新媒体应用于管理,有助于达到“知己知彼”的最佳状态,有助于管理工作的深入,助力农村基层治理高效成果的产出。

3、有助于管理民主

新媒体除了在智能技术以及信息方面的巨大优势之外,另一大十分重要的功

能就在于新媒体可以通过搭建平台来实现跨时间、空间的多方交流互动,这对于管理来说一个很大的进步契机,原因就在于这类平台使得协商民主在管理上拥有实现以及真正实现的可能。在传统管理模式下,意欲达成管理民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若是仅限于小范围内,也是具有实现管理民主可能性的,但大多数情况是受制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因素,很难实现全范围的覆盖,只能是“以面代点”的模式。而新媒体的应用却可以从根本上破除传统模式在这一方面的局限,真正实现全员参与,真正实现管理上的协商民主,同样也有助与推动农村基层管理的变革。

4、对基础条件提出新要求

新媒体应用于管理,与传统人力管理模式大不相同,不仅仅是对硬件基础的

要求,同样对“软件”基础要求更高。在硬件方面主要是网络设施、电子设备、相关软件以及相应的环境建设等。在这里“软件”基础指的是管理人员的新媒体素养,包括媒体使用涵养和媒体使用技能,不论是哪方面,都是对管理人员提出的高要求,同时也意味着管理人员要和管理模式相匹配,管理者的素养。能力要随着管理模式、方法、手段的更新而不断进步,否则将难以有效发挥出新媒体在管理中应有的功能和效果。

5、扩充了管理内容

上网的隐蔽性决定了对新媒体的控制比对其他媒体的控制要困难得多。同时

同时新媒体环境复杂,容易滋生信息泄露、信息侵犯、信息泛滥等系列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影响打造和谐、健康、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环境。因此,为了保障信息安全、净化环境、发挥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就必须要对所用应用的新媒体渠道、平台等进行实时监管,定期或不定期清查,发现问题不能够及时纠正问题。毫无疑问,这会增加农村基层治理的工作量,加重了农村基层治理的负担,分散了精力。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是当前农村一大核心问题,同时也是面临困境的一大领域,但也是备受党和国家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已是比较普遍,但是关于新媒体和基层治理的研究不多,其中尤其是在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上,国内相关研究相对来说更加有限。在现有研究中,大多集中与论述新媒体对于农村基层治理的机遇和挑战,但大多仍然停留在表面层次,没有进一步深入。

本项目从农村基层治理中治理主体和接受治理主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对湖北省相关地区的调查研究,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湖北省乡村振兴规划为大背景,重点探讨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领域和作用效果,以及影响二者的关键性因素。探究增强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作用效果的新途径,以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理论研究基础。

(二)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基础为基础的各类新媒体应用范围的迅速扩张,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深入结合已经成为农村走出基层治理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必经之路。而农村基层治理同样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项目旨在针对湖北省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应用于农村基层治理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以新媒体在湖北省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领域及其作用效果为重点,以影响新媒体作用领域、效果的关键因素为核心,深入分析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功能作用发挥有限的原因,从而提出一些发展和优化湖北省农村基层治理中应用新媒体的对策建议,促进湖北省农村基层治理应用新媒体中现存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和新媒体应用的稳步、规范发展。这有助于帮助湖北省农村基层治理走出现存困境,推动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革,以实现农村善治;同时有助于有效保障和维护村民的权益,提高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改善村民的生活;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依托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虽然我国近几年在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方面增长迅猛,但我国现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作为发源地的国外相比较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就国外新媒体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理论视角、信息传播规律、新媒体的影响三大方面,研究领域也主要与社会资本、经济活动及政治参与相关(因该研究的主题方向,故仅着重选取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文章作为参考)。

1、新媒体研究的三大理论梳

(1)“促进”与“强化”理论

无论是澳尔波提出的“社会促进”理论,还是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其产生和应用在最初也并不是新闻传播领域,但在后来的研究中有学者汲取两大理论中的核心精要部分引渡到新闻传播领域中,进而扩大了“促进”和“强化”理论的应用范围。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媒体研究中“促进”与“强化”是两大相互竞争的理论方法,旨在确定在新媒体营造的新的信息环境之下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新兴的数字化景观促进了公共领域的新趋势(Krueger,2002)。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新的信息技术引入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机会,从而使那些对公共生活不那么倾向和兴趣的人获得参与。相比之下,第二框架表明,新的信息技术加强了那些已经积极参与公共事业的人的社会参与,从而扩大了那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和更加被动的人之间的差距(Kraut等,2002)。

(2)“使用-满足”理论

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使用”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使用-满足”理论以“社会因素 心理因素 --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为基本研究模型框架。国外学者Ngozi(2018)、Raacke等(2008)以及Ruggiero(2000)均以“使用-满足”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探讨公共使用新媒体的动机及原因问题。Ngozi在研究中指出,青年利用新媒体参与政治社会运动是以无张力需求为动机的;Raacke等同样也曾指出社交媒体几乎适用于所有群体,原因就在于通过新媒体人们可以利用多种途径实现原始的需求,从而收获满足感。在Ngozi与Raacke等的研究中,还强调了媒介传播的过程也同样受到使用者对新媒体的积极使用的影响。作为老年人使用和接受娱乐媒体技术尤其是交互媒体的原因,感知易用性被视为享受的先决条件,具有核心作用(Leyla ,2015)。Ruggiero也认为对新媒体的使用取决于人们的需求,但他进一步指出在新媒体传播的人际关系和质量方面还需要以更全面的方法展开探索。

(3)“媒体依赖”理论

德弗勒等提出的媒体依赖理论强调:在媒介系统、社会系统与受众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依存关系中,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媒获得特定的满足或达成一定的目标,如果他们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就会对大众传媒形成依赖;社会的变动越剧烈,对人造成的不确定感越强,受众对大众传媒依赖越深;社会愈复杂,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的功能越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也会越深。除此之外,媒体依赖理论同样也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决定了媒介的影响力,媒介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全能的媒介和信息,而是由于媒介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满足了特定受众的需求,这与需求与满足理论也是具有共同之处的。

2、环境感染: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及影响

新媒体因其传播信息速度快、传播信息范围广、功能多样、使用便捷等特点,

在信息传播中形成了特定的规律,并给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国外关于新媒体的功能和影响研究中,大多聚焦于新媒体与社会资本、新媒体与经济、新媒体与政治等领域,对于除此之外,还特别强调了新媒体对于塑造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国家归属感的重要影响。

Wouter(2016)指出: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表现出一种“回音效应”:在同一消息来源发布新事实后,旧推文的传播仍在继续;除此之外,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好具备一种自我修正机制,网民会针对新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发表评价并提出各种意见建议,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自我修正机制。在线社交媒体中用户提供的内容的广泛可用性促进了共同兴趣的产生,但是用户大多倾向于选择和分享与特定叙述相关的内容,而忽略其余内容,这样便会导致均匀的极化群集的形成(Del Vicario,2016)。Virginia(2014)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新媒体大多以小报形式来传播各种信息,小报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不择手段只为获取更多观众。并进一步指出小报在新闻处理方面的专业水平较低,因此对真正价值的提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Virginia也指出了当前人们通过小报获取信息却不愿花时间认真分析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现象。考虑到新媒体作用的不断增强,不少学术研究都指向媒体素养领域。其中Sibel Karaduman(2015)指出:媒介素养教育在解码媒介信息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媒介素养教育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信息构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orina(2015)认为:新媒体素养在新媒体领域成为核心文化能力和社交技能。

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沟通和社交互动的范例(Ortiz Patricia等,2018),社交媒体特别受欢迎,因为它提供即时消息和有效的通信,可以快速方便地访问世界各地的任何人,特别是Twitter这类社交媒体(Seda,2015)。Facebook等新媒体用于分享情感,而不是建立社区和分享实用信息,在建立社会资本中具有重要作用(Barbara ,2014)。随着网络2.0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利用一个结构良好、内容丰富、有趣的网站,通过在线评论和评论,不仅能用以广告宣传以提升各类组织、企业的形象,提高知名度,间接带动经济效益;还可以供网民学习最新知识和技能(Migliorati,2016)。Stieglitz(2013)指出:社交媒体已成为重要的政治沟通渠道,它使政治机构和选民能够直接互相交流。Anna(2014)指出:社区成员的世界观不是由国家预先确定的,而是由虚拟形式的交流中的文化、社会和认知过程所塑造,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Alwin(2015)认为:Facebook等社交媒体网站提供的符号学资源能够促进良好生活话语的建构,同时在提升个人的国家归属感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作用。

3、双重效果:新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利与弊

(1)正面引导:新媒体应用于政治参与的价值体现

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兴起的网络化社会运动在迅速兴起,成为今日人们对公共事务卷入的重要形式(Manuel Castells,2012)。Hoon Lee(2014)认为:加强社会关系的移动通信、新媒体可以增强信息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积极联系。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边缘化社区和个人在推进各种政治和公民议程方面采用技术铺平了道路(Carol Soon,2014),新媒体为决策精英和负责人的公民之间提供了一种交流能力,成为了民主的促进者(Mohsen Abbaszadeh Marzbali,2016)。Michael Xenos(2014)也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社交媒体有可能帮助阻止甚至扭转多年来一直困扰学者的政治不平等模式的问题。新技术和社交媒体可以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因为它们决定性地使的公共行政转变为一种新的开放的形式,主要表现为#129;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8218;公共服务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密切合作#402;国家活动的透明度(Maria Karakiza,2015)。GildeZuniga 等(2009)、Macafee和Simone(2012)均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促进了政治参与和公民活动的参与,因为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平衡政治参与的竞争环境(Bimber,2001,Gibson等,2005;Quintelier and Vissers,2008);互联网大大弱化了需要有大量闲余时间这一参与政治的条件,使得参与政治迈向了“碎片化”阶段(Bimber,1999;Best and Krueger,2005)。Giles Moss(2015)指出:社交媒体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在政府工作中也具有很大潜力。

(2)反向误导:新媒体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新生问题

虽然新媒体是当前时代的宠儿,新媒体的强大功能作用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对于公民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目前新媒体运用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更要警惕新媒体可能导致的风险。Julie Firmstone(2015)指出:虽然数字媒体开始在确定和重新配置公民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没有理由期望数字媒体取代现有的公众参与渠道。Indre Jucaityte(2014)指出:应用社交媒体使得政府等组织有机会与大的目标群体进行沟通、形成并改善其形象、提高效率,但目前社交媒体在政府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政府的大部分举措都聚焦于此主要是关于参与和透明度,而不是协作(Maria Karakiza,2015)。到目前为止,涉及政治机构的社交媒体中政治讨论的潜力无法充分利用,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家缺乏对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当前主题和话语的了解(Stieglitz,2013),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媒体仍然是传播信息的首选来源(J. Borondo,2014)。Mohsen Abbaszadeh (2016)提出:随着社会虚拟化以及资本化的增加,新媒体是否为公民自治、意识形态导入等而服务于电子政治还有待考量。Rodrigo(2014)信息技术有可能加强社会运动,并最终改变社会。如Twitter,已经成为某些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技术基础。诸如万维网等新媒体还允许快速传播未经证实的谣言和阴谋论,这些谣言和阴谋理论经常引发快速,大而天真的社会反应(Del Vicario M,2016)。在虚拟空间中,政治精英们创造的神话和概念不断地被视觉反讽所诠释,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这些神话和概念(Anna,2014)。Doo-Hun Choi(2017)指出:因为用户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专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互动,所以社交媒体的使用可能通过阻碍公民之间的妥协来加剧政治两极化。Sibel Karaduman(2015)认为:作为从媒体获取世界信息的公民,只有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水平时,才能更好的进行整治参与,他们才可能巩固为民主社会的基石。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新媒体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研究重点和富有新意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跨界竞合、大学生新媒体使用、舆论、自媒体、网络安全、治理以及产业创新、新技术应用等八个方面(孟威,2018)。除此之外,董天策(2018)还引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与方法进行新媒体研究,指出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文化生态"概念,而且在现实中全面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

(一)新媒体信息传播特点及影响

在新媒体信息传播特点研究方面,新媒体通常是非线性传播的,具有并行、开放、自主选择、双向互动等特征(徐晓日,李天恩2014)。邢云菲等(2018)基于信息熵理论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节点影响力模型表明: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节点综合影响力随着连接节点数量和节点间互动频率增加而增大,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也以不同幅度增长。政治的公开化、社会化越来越高,网民之间却进一步圈群化、私密化,传统社会基于地域的社群被打破,进而形成一种以圈群为基础的“趣缘格局(席琳,许玉镇,2016)。芦彦清、赵建国(2018)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为舆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 而产生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恰恰成了舆情传播的新媒介。舆情传播路径以多级传播型为主,移动端微博用户交流更为频繁,舆情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王晰巍,2018)。李春雷(2018)认为:各种舆情事件或微博微信公共事件的背后, 往往是强大的情感系统、价值系统乃至信仰体系的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 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就是公众心态被结构性唤起的过程。

在新媒体与政治领域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讨论十分热烈。一方面认为新媒体有助于公众的政治参与。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话语权,并从网络公共空间的塑造、利益相关群体的重聚和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机制创新等方面推动公民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朱江丽,2017)。席琳,许玉镇(2016)指出:在民意表达、对话方面,移动互联网进一步解放了民众个性化的诉求和表达,在社会动员方面,新媒体的发展日益突破了时间、空间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新媒体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信息支持、创造了公共空间、减轻公众参与的权力制约、使实质性参与成为可能(徐晓日、李天恩,2014)。臧雷振(2016)指出:新媒体的使用,无论是对政府部门还是对政治参与个体,都展现不同的机遇,也在不同程度展现中国政治参与的新图景。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进行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赵春丽、张申悦(2016)指出:新媒体政治参与会挤压民主转型的时间,可能会有造成政治动荡给的风险;网民不同于人民,互联网等新媒体空间的民主参与容易滑向商业资本做主和操控的虚假民主;我们追求的民主善治也可能走向民粹主义。徐晓日、李天恩(2014)指出:目前新媒体应用于政治领域存在着三大问题:#129;海量信息拥堵,导致公众参与效率低下,不实信息煽动下的非法性公众参与增加、非理性公众参与的扩大、部分新媒体传播主体存在无序性和非法化,公众的综合素养还有待提升;#8218;公民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但“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402;政府消极应对、媒体公器私用的腐败现象依旧存在,而且也缺失制度化参与渠道。网络等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文化传播正在进入“群言”时代,形成微博上的“百家争鸣”,这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席琳,许玉镇,2016)。李春雷(2018)认为:新媒体的介入和引导,必须要有预警预估体系。"新媒体的使用""政治机会结构"开放程度都与政治参与具有相关性,但影响的程度较为有限,所以要理性而客观认识互联网技术及政治机会结构开放程度对中国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臧雷振,2016)。

(二)新媒体与城市基层治理

1、方式革新:新媒体促进城市基层治理

敬乂嘉,刘春荣(2007)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是街道办、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陈家刚(2015)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是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 是各治理主体遵循特定的制度规则和程序, 以合作、协商的方式持续地推进公共利益,刘建义(2017)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在当下中国,城市基层治理要向逆行政化方向转变,促进转变的基本动力就在于已经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刘凤、孙涛,2017)。陈辉(2018)指出: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吴晓霞(2018)指出: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协商民主凭借其平台多样性、参与广泛性、过程包容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征,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而且一直制约协商治理推行的规模化难题在移动互联平台上将获得极大改善。俞可平(2000)提出:公共事务的商讨及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多点协商来完成, 以往社会治理强调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 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理念在移动互联平台下被操作的频度更大、涉及内容更广泛。贺新元(2017)也认为加强基层治理就要在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建设中,着重突出人民主体,实现源头治理。同时,要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深化综合治理,强化系统治理。在线协商因其席卷多元阶层、更易信息对称,且更能保持便捷的实时互动,不仅开启了基层微治理、微协商的旅程,也将为移动互联时代的社会治理带来组织变革、模式变革和公民变革,更有可能为中国社会的孕育和壮大创造契机(闵学勤、王友俊,2017)。刘建义(2017)提出: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赵玉林,原珂(2016)指出: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大社交平台的微信,开始被公众用于影响基层政府过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微信相对于微博、全国性论坛更为贴近基层社区;二是微信的朋友圈、群聊、公众号等功能在集中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等民主权利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三是微信的信息传播特点使它尤其适合较小地域范围内的基层群众参与地方治理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四是微信潜在的功能具有发展基层民主的开阔前景。郑亚楠(2015)指出:政务微信应用在政治生态中可以降低执政成本、提升政府公信力、形成对干部的倒逼机制。同时,政务微信对于推动社会对话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陈泽德,2014)。

2、挑战重重:新媒体在城市基层治理的应用中道路坎坷

新媒体运用于基层治理的确能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在改善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推进协商民主方面也具有很大潜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以新媒体作为途径和手段推进、改善、优化、基层治理也并非是设想中的那般理想。李占宾(2016)认为:基层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基层治理实践与法律制度安排的偏离。当前城市基层治理还存在着主体虚置, 人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基层民主与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行政长官意志较强(贺新元,2017)。田先红、张庆贺(2018)提出:社区治理不仅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工具, 同时要从根本上理解互联网所重构的社会生态的新内涵, 并根据这些新内涵来确定治理的理念和策略, 充分激活多元主体的内在价值。李靖、李春生(2017)指出:社区治理由“弱社区”向“强社区”的转变,首先是社区行政职能依旧难以剔除,虽然社区和公共服务中心以及区政府基本划清了职能界限, 但社区被指派行政性事务的情形依然存在,街道办思维依然存在。

在新媒体的受众层面,朱琳、胡中月(2016)研究发现:当前诸如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谣言,并归纳总结出微博微信谣言的运行特点:#129;草根群体的泄愤情绪十分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8218;“把关人”让渡话语权导致信息垄断大坝出现缺口#402;公众民主意识觉醒以致于形成了舆论倒逼机制;相比较于微博而言,微信谣言更为隐蔽、引导难度加大、实名制仍然不够健全深入、违法行为等问题依然存在(李茂、王一诺,2015)。赵玉林、原珂(2016)以我国当下新媒体中最盛行的微信为例进行研究并指出:在论坛、微博监管收紧的情况下,微信以其独特性恰好承接了各种政治诉求,目前微信已经逐渐成为了基层民众上演激进化政治行动的主要舞台。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29;微信的私密性特点为激进化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保护;#8218;微信的高普及率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人员基础;#402;微信的强关系特征加剧了政治参与走向激进的可能。在政府层面,徐琦、宋祺灵(2014)指出:当前政务微信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功能定位不明确,以咨询发布为主,缺乏互动,许多便民服务功能因缺乏客服支撑而沦为摆设。也指出政务微信服务大多停留在查询和预约层面,在线办事功能尚未实现突破(郑磊等,2014)。蒋天民、胡新平(2014)在总结全国政务微信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政务微信缺乏开发、名存实亡,除此之外也同样缺乏资源保障,无法对投诉、反馈进行及时的处理、回复。

(三)新媒体与农村基层治理

1、不可或缺:新媒体日益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变化。如今,以互联网为基础而产生的各类新媒体在城市生活当中极为盛行,殊不知在农村地区微信等新媒体也十分盛行。农村地区新媒体发展较快,目前已经成为农村受众信息的重要接收渠道(张一思,2018)。除了关注在村村民之外,外出工作的农民工这一类人也不能被忽视,李红艳(2008)研究指出:手机与上网已经成为青年农民工获取信息和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手段了。

(1)媒体依赖:新媒体丰富了村民生活

新媒体不仅为农民日常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农村网民上网的主要活动,既有纯消遣娱乐性质的;也有不少网民在网上聊天,或者逛社区灌水跟帖;还有些农民在网上浏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也打破了农民社会交往空间的阻隔,极大地延伸了社会关系的空间范围,并将进一步淡化农村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李卫华,2011)。高红波(2013)指出:农民通过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 在互动应用的过程中, 满足其生活实用需求, 从而提升农民现代化观念,同时这也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体现。

(2)协商民主:新媒体有利于推动农村基层治理

新媒体在农村除了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加对农村基层治理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印子(2017)研究提出: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 并非仅仅依靠科层制就能实现, 众多的治理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郭少华(2015)指出:当前及未来农村社区治理的选择必须从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李紫娟(2018)也认为农村基层治理主体从一元转向多元, 治理权力从集权转向分权, 治理方式从管制转向合作。协商民主恰好符合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理念和要求,原因在于:#129;协商民主的平台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基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8218;协商民主的参与广泛性有利于奠定基层治理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402;协商民主的过程包容性有利于协调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利益冲;④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治理的有序政治参与(吴晓霞,2018)。宋连胜、白启鹏(2016)也认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农村地区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以致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影响到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遇到了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129;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缺席;#8218;协商治理结构的失衡;#402;民主协商过程的空洞(饶静,2017;白启鹏、闫立光,2016)。

谭九生(2017)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乡村善治:一元主管转向多元共治、经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测、精细管理转向精准服务。新媒体的发展异常迅猛,其高度交互性、广泛的传播范围、快速的传播速度以及去中心化的传播主体使得媒体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新媒体有潜力成为政府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张一思,2018)。郭少华(2015)指出互联网不但影响和改变着农村外部的宏观社会环境,也改变着农村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态,同时农民自身也因互联网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29;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8218;新媒体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402;新媒体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4新媒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丁亮等(2016)指出:新媒体、自媒体等成为传递民意舆情的重要工具,让农民有了更好的渠道来向政府表达诉求和愿望,同时,这些新的媒介形式也正在成为民众监督政府、参与治理的重要渠道。王燕(2017)研究指出:新媒体在村庄场域的兴起拓宽了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以往农民与政府的沟通以单向度为主,农民所能直接接触到的只有基层政府这一层级,农民的直接“发声”可以避免以往下情上达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新媒体也为农民获取政治信息、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平等开放的环境;同时有助于培育农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行为,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民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是其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延伸。牛耀红(2017)研究发现:村民社会关联降低是乡村失序的重要原因,离散化的村庄中很难形成良好的互动和认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新媒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作用,目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群成为了村庄新型公共空间。村民通过微信群从不同地域的现实空间走向网络公共空间,经过长期互动形成了合作场域,在其中进行问题剖析、社区学习、舆论监督、加强邻里关系、开展媒介动员等一系列活动,实现了"离散化"村庄的再次聚合,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除此之外,正是微信群生成的场域力量,村民在微信群的集体虚拟在场形成了相互制约,通过共同剖析、共同阅读、共同批判、共同行动等交往,村民之间形成了互训的网络化结构和氛围,再造了“公共人”,从而共同维系了乡村秩序。艾美华(2015)认为:微信公众号能够增强基层干部的群体归属感,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要对住村干部有实际帮助,让住村干部能感知到所有基层干部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都能通过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节点信息传播出去,让自己以外的节点都得到接受。

2、发展落后: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的应用中困难重重

任中平(2018)指出: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着简单化行政管理手段盛行,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从而严重抑制了农民群众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导致基层民主建设的弱化和虚化。石晶(2018)认为:乡村基层治理需要以协商弥补选举, 巩固民意基础,以选举保障协商, 提供制度支持, 实现有效治理。但是协商民主的水平取决于民众的素质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也与信息的公开程度有关(尹利民,2018)。孔晓娟(2014)指出:当前信息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困境,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平台建设走形式主义;信息化服务效能未能充分体现;建设资源配置不足;信息化素质与技能有待提高。丁亮等(2016)研究指出:农民对信息化的需求是积极而迫切的,但是囿于文化素质等因素,限制了农民对信息技术知识和手段的了解、掌握以及应用;而农民对新媒体的经济消费能力不足、对新媒体的需求动力也不足,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城乡数字鸿沟的存在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李卫华,2011;张一思,2018)。在新媒体应用领域方面,人们上网的目的很模糊, 他们主要是在网上聊天、看片, 对其他的网络应用技术知之甚少(李红艳,2008),然而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并非完全真实可信, 需要农民学会分辨网络信息(王燕,2017),然而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不高(张一思,2018),村民对网络信息择取与消化吸收能力较低(李卫华,2011)。

伴随着农村内部利益结构不断复杂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农村部分基层管理者凭借对公共信息的优先获取,导致形成公共信息圈子化,进而侵犯公共利益(侯东栋,2018)。在基层服务工作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主要停留在单项的宣传和告知层面。特别是基层政务和社会治理方面,同群众直接打交道、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同群众互动、为群众办事,目前做得很不够(丁亮等,2016)。

三、研究述评

(一)国外、国内研究比较

通过对国外、国内文献资料的搜集、分析发现,目前国外、国内对于新媒体与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整体而言,在新媒体与基层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全面、系统,但是国外、国内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

表 1-1 国外国内文献研究比较表

国外

国内

研究领域

1、研究涉及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及影响、新媒体应用于政治参与的双向作用、新媒体与社会心理行为。

2、没有区分新媒体在城市与农村这两大不同环境、条件下应用的异同。

1、 研究涉及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及影响、新媒体应用于政治参与的双向作用、新媒体与社会心理行为。

2、对于新媒体在城市和农村的应用分别做出了研究。

理论方法

1、“促进”和“强化”理论、“使用-满足”理论、“媒介依赖”理论等。

1、“赋权”理论、“守门人”理论、“沉默螺旋”理论、“民主协商”理论、“参与成本”分析等。

媒体受众

1、特别关注青少年、老人及妇女。

1、往往一概而论、不加区分。

(二)国内城市与农村研究比较

在新媒体与基层治理这一研究领域,我国对于城市的研究和对于农村的研究有着很大区别。

表1-2 城市与农村文献研究比较表

城市

农村

研究数量

较多

远少于城市

研究内容

1、新媒体对公众影响、新媒体对协商民主、新媒体对政府及基层治理主体、公众新媒体综合素养、新媒体潜在风险等。

1、新媒体对公众影响、新媒体对协商民主、新媒体对政府及基层治理主体、公众新媒体综合素养、新媒体潜在风险等。

2、“数字鸿沟”问题、互联网基础设施问题、村民对新媒体消费动力、能力问题。

3、解决农村特有问题的对策建议。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一、研究内容

1、新媒体在湖北省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现状,主要包括新媒体的应用领域和作用效果,结合收集到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验证。

2、分析影响新媒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应用领域及作用效果的因素,通过量化分析了解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并结合理论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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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计划与安排

1、文献研究:2019.01

2、搭建文章框架:2019.01

3、问卷设计、数据收集:2019.01-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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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文献(12篇以上)

一、国内文献

[1] 芦彦清,赵建国.基于新媒体的网络舆情政策化议程设置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j].电子政务,2018(03):64-74.

[2]邢云菲,王晰巍,韩雪雯,张长亮.基于信息熵的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节点影响力研究——以微信公众号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05):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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