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截面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 和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会显著地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异质性检验发现这种影响程度随着省份固定效应、性别差异、城乡类型不同而变化。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进一步采用KHB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失业率、社会公平感、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是自贸试验区影响幸福感的显著性路径；其中，通货膨胀率中介作用在中介效应中占比最高。政府在实施自贸试验区试点时，要注意会引起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提高问题，可能由于相对剥夺效应引起的人们社会公平感降低问题以及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环境质量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同时服务于促进人民的幸福感提高提供依据。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中介机制；幸福感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5,and it i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Ordered Logit and Ordered Probit Model. It is trying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ilot free trade zon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Heterogeneity tests found that the extent of this impact changes with the provincial fixed effect, gender difference and household type. Further, this paper established mediation model and used KHB methods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tion effect. It also analyzed how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fluences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employment rate, social equity, inflation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are the significant ways to influence happiness in the pilot zone. In the overall mediating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flation rate is the highest. When piloting trade zon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employment rat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effect, the increase of inflation rat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blems in economic growth which will reduce the residents ' happines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pilot work of free trade zone which serve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appiness at the mean while.

Key Words: free trade zone; mediating mechanism; happiness

目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

1.2 相关术语定义 1

1.2.1 自由贸易园区 1

1.2.2 主观幸福感 2

1.2.3 公平感 3

1.3 文献回顾 3

1.3.1 关于自贸试验区的文献回顾 3

1.3.2 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回顾 4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6

第2章 自贸试验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理论分析 8

2.1 自贸试验区与失业与幸福感 8

2.2 自贸试验区与公平与幸福感 8

2.3 自贸试验区与通胀与幸福感 9

2.4 自贸试验区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10

2.5 小结 11

第3章 变量选取及实证模型 12

3.1 数据来源 12

3.2 变量选取 12

3.2.1 因变量 12

3.2.2 自变量 12

3.2.3 控制变量 12

3.3 实证模型 14

3.3.1 主要模型 14

3.3.2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15

第4章 自贸试验区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16

4.1 基本回归 16

4.2 稳健性检验 17

第5章 自贸试验区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实证 22

5.1 中介效应模型 22

5.2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24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27

6.1 研究结论 27

6.2 政策建议 28

参考文献 30

致 谢 33

第1章 绪论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为了能够让中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参与国际经济，新任政府用扩大开放的理念应对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创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中国国内进行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可称作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FTZ），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不是同一概念，它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施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范围特定区域，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自己设立的做买卖市场，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行为，提高贸易便利度，降低贸易成本是它的功能所在。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所在，在投资、贸易、金融等多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积极探索与试验，真正实现简政放权，从而“倒逼”中国的改革进程，以此给中国的经济注入活力，最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增进人们的福祉，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与幸福感。那么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是否有影响?如果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居民幸福感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

1.2 相关术语定义

1.2.1 自由贸易园区

本文的研宄对象是自由贸易园区，但是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容易混淆。在我国自由贸易园区又被称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比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为自贸试验区。 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FTZ），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施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范围特定区域，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自己设立的做买卖的交易市场，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行为，其功能是提高贸易便利度，降低贸易成本，制度创新是其核心所在。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通常指的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大多数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仍对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保持各自的限制政策，成员国之间取消绝大部分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服务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进而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自由贸易区也被用来形容在一国内，一个或多个消除关税和贸易配额并且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较小的区域。

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区都是促进经济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优惠经济手段；二者根本区别所在是试用对象，即自由贸易园区对全世界任何地区的经济体的进口都执行一样的优惠政策，而自由贸易区为避免贸易偏转的发生，实行原产地规则，即只对原产于自贸区伙伴的货物贸易等往来实施优惠政策；此外，与自由贸易区相比，自贸试验区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而自由贸易区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经济体。

1.2.2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由于不同的人在幸福指代的内涵方面会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基于各自的理解可以定义自己的幸福，所以说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概念；然而幸福又很需要客观的条件来衡量，由此可见幸福的定义还不能形成完全统一的概念。

心理学上的很多对幸福（Happiness）的研究中，都采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来代表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主观幸福感能够全面并合理地评估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满足程度，被普遍用于测量国民的福利水平。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早期多出现在心理学领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领域也逐渐采用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如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

对于主观幸福感，归纳总结以往研究中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首先，幸福被定义为外部条件，如美德或圣洁。其次，社会科学家关于什么是幸福的讨论则集中在了什么导致人们对他们生活的正向评价上。于是，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更加接近于生活满意度，并且被贴上了使得人们生活美好的因素的标签。第三个关于幸福的定义是日常用语中使用的表达，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析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特征对于了解它的定义是有深刻帮助的，首先，它是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的主观感受。这些因素虽然会对主观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不一定含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里。第二，主观幸福感不仅仅指那些消极的或是负面的因素的缺乏，而且还要包含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健康方面的积极因素。第三，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所有方面的综合评价，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

中国学者邢占军（2005）认为主观幸福感是由居民的需求、价值和生活的客观条件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居民个体对他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综合的积极的心理体验^[1]。

综合以上的不同角度下的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总结共通之处，本篇研究将一个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整体评价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1.2.3 公平感

结果公平、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是现代社会公认的社会公平的基本维度。机会和结果公平均是分配公平重要内容，分配公平是指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物品分配的公正性。结果公平追求最终的实质上的公平，要求收入等有价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均等分配；机会公平则强调机会在不同的人群中的公平分配，指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能够取得成功；程序公平关注分配过程，强调在机会和结果获取的过程中或是制度上公平得对待所有人。

1.3 文献回顾

1.3.1 关于自贸试验区的文献回顾

有关自贸区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自贸区的各项政策试点工作分析及其设立的经济驱动效应，大多从定性的视角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自贸区的设立对区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军旗（2019）认为自贸试验区产业补贴政策有违规风险，并提出修改建议，尽可能避免与WTO义务冲突的风险^[2]。盛斌(2017)从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方面对中国当前已建成的自贸区进行了成果评估，并提出如何更好建设的政策建议^[3]。陈爱贞等(2014)评估了上海自贸区，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以加速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的开放进程，从而更有效的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4]。陈琪等(2014)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对经济的影响:正面影响在于，区内的资源能够通过自贸区内市场竞争机制从而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自贸试验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可以产生制度红利，从而促进区内经济的发展;负面影响在于，自贸区的建立可能会使自贸区和其他经济特区之间在资源和政策方面产生利益冲突和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一国整体经济的增长^[5]。

近年来，随着应用微观计量分析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也有少量学者从以往的联立方程模型、CGE、VAR、DSGE、GTAP等宏观模型转向开始运用微观计量从定量的视角考察了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殷华等(2017) 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各类“制度创新”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以此推动地区经济增长^[6]。应望江，范波文（2018）以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利用真实的季度GDP 增长率与“反事实”季度GDP 增长率之差来评估中国自贸区政策实施的短期地区区域经济效应，实证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能够正面推动实施地的区域经济增长^[7]。刘秉镰，王钺（2018）利用合成控制分析技术，考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前后创新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间的差距，研究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上海市的创新水平，指出自贸区能够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可以提升一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促进经济质量的发展^[8]。

1.3.2 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回顾

大多数幸福感的研究集中在其影响因素上，比如早期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健康状况、宗教、情绪等微观因素；近年来，绿色发展、政府质量、制度环境、经济全球化等宏观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关注，这里仅综述本篇研究中用到的因素。

有关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Easterlin 对二战美国居民幸福感数据^[9]以及之后又以东欧、韩国、智利等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定量证明了一国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出U 型相关关系。短期来看一国国民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相吻合，但是从长期角度上讲，经济增长能够使幸福感程度得到提升的空间确是有一定界限的(Easterlin et al．，2010)^[10]。为进一步探索幸福悖论在中国的试用情况，李路路，石磊（2017）利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幸福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致使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与社会不平等加剧，二者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居民的需求层次不断升级，物质水平的提升已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需求层次，因此其相对于其他需求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致使幸福感对物质地位提高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出现，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相对剥夺效应，致使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降低。需求变化与社会不平等同时作用使得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显著提升^[11]。

有关失业与幸福感关系，已有文献的一致结论是，失业会使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下降。失业客观上会使收入水平降低，导致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并且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主观方面，人们会产生压抑和焦虑等消极情绪，伤害失业者的自尊心，致使人们主观幸福感下降。如，Di Tella和Oswald (2001)对1975-1991年欧洲12个国家的研究，在控制收入、教育等影响因素后发现，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比同等条件下的非失业者低很多^[12]。Clark和Oswald(1994)用死亡率、犯罪率以及离婚率等作为主观幸福感替代变量研究发现，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能够降低居民对幸福感的客观评价指标感^[3]。

有关通货膨胀率与幸福感的研究，幸福经济学认为，不管是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通货膨胀使居民忧虑未来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发生恶化，生活水平、质量降低以及不确定性通胀的频繁波动使得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降低( Shiller，1997)^[14]。Di Tella et a1．(2001)对欧盟12国1975—1991年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降低居民对主观幸福感的客观评价^[12]。

环境污染、极端天气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李顺毅（2017）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和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指数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绿色发展在一个国家的宏观整体层面上有利于增提高居民幸福感，但存在区域和城乡存在的差异，提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倡绿色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破解中国存在的“幸福悖论”。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环境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恶化从宏观整体上看会对居民幸福感的产生负面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异质性^[15]。例如：黄永明等(2013) 发现，环境污染对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不同地理分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存在异质性^[16]; 郑君君等(2015)从城乡角度分析发现，空气污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17]; 李梦洁(2015) 则从收入水平差异角度指出，环境污染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18]。

也有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人口社会学的一些微观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因性别、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身份、宗教信仰、时间分配、社会资本等人类社会学特征不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王慧慧（201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 年数据进行实证，得出男性的居民幸福感通常要高于女性，拥有党员身份的居民幸福感要高于非党员居民，居民幸福感与年龄成正比，但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居民幸福感与年龄呈现负相关趋势^[19]。教育可以通过影响收入和健康对幸福产生间接影响，相较于低受教育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具市场竞争力，获得的就业机会更好、收入更高，以及更有能力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从而他们对主观幸福感评价更高(Oreopoulos，2007)^[20]。Blanchflower 和 Oswald（2004）认为，稳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睦相处的婚姻能可以显著的提升居民的幸福满意程度^[21]。拥有宗教信仰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Helliwell，2003)^[22]；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互助、合作是一种社会资本，Frey 和Stutzer(2002)实证研究发现，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幸福感有积极影响^[23]。

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政府因素、制度及保障与幸福感关系。Ott(2010)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会通过腐败状况、民主和法治情况等社会因素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指出政府质量对幸福的影响更大^[24]。何鹏飞（2016）从主观政府质量（以空气污染治理水平代替）、财政透明等客观政府质量以及政府规模等三个视角出发研究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出主观政府质量、财政透明度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政府规模过大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的结论^[25]。伍如昕（2017）对城乡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程度和城市发展的质量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6]。赵洁，杨政怡（2017）采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住房保障、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公共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27]。